出，从近期到 2008 年，都市区绿地率达 35％，绿化覆盖率达 40％，而 2011 年统计数据显示，长沙市内五区的绿地率只有32％，绿化覆盖率仅为 37％，此时已超过原计划时间3年，现状绿地指标与规划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

（三）规划实施过程中利益矛盾突出

      绿地系统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城市公共空间和生态资源的布局，维护了城市公共利益，带有很强的计划色彩。在市场化导向的开发建设过程中，用地的市场属性与公共属性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开发建设既要追求土地开发效益的最大化，不断调整容积率，又要保障城市生态环境品质，导致绿地系统规划管理被迫迁就土地财政的需要，再加上利益分配过程中，话语权集中体现在政府与开发商之间，而与公众的利益矛盾无法调和，从而造成中心地段的绿地不断减少，只能在近郊区进行总量上的指标性弥补，结果是以森林为主的自然生态系统不断被“肢解”或“蚕食”，林地、农田面积锐减，绿地分布失衡。城市绿地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很难为政府和开发商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在市场化环境下，政府和开发商往往会选择牺牲绿地来发展其他用地。已建成的公园绿地、街头绿地、居住绿地和道路绿地等被侵占的情况较多，如重要地段的街头绿地常被随意改变成其他经营性用地，道路绿地由于道路拓宽、管线加设等而被侵占，老居住区、工厂区的绿地往往被地面停车位覆盖。以长沙星沙新城为例，星沙文化公园临街四周先后有8 宗绿地被调整为商业、文化等其他功能用地，原规划的中心公园也因文化中心项目的建设而减少了近一半的面积和大半的临街界面。

（四）绿地系统控制粗放，绿色空间锐减

      常见的绿地系统控制措施为对平面面积的控制，对绿地品质的控制无法得到体现，这势必会造成绿地指标居高，但生态效益上不去，使绿地失去了存在的根本意义。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绿地的管理长期缺少质量控制措施，繁重的规划编制任务和相对薄弱的技术力量使得规划主管部门无暇实施绿地的精细化管理。控制性详细规划对绿地的具体控制长期依赖于绿地率这一单一指标，造成绿地空间面积与生态效益脱节，生态效益没有得到保障。另外，绿地系统规划多侧重于建成区，较少在区域层次上协调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自 Google Earth 2005～ 2015年的数据显示，长沙县城的地形以低缓丘陵为主，平均高差为10～ 15m，经过十余年粗放型的开发建设后，山体 (高差＞10m)数量减少了90％，丘陵城市变成了平原城市；城市调蓄水面锐减，水面率从 12％减少至4.2％，低于《水系设计导则》对湖南地区 5％的最小水面率要求；城市现状绿地率仅为30.6％，原有的自然山体、水系生态格局不复存在，生态空间锐减。
因此，绿地系统规划管理与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对绿地系统规划的精细化考虑不足，没有在规划之初通过精细化思维统筹安排各种矛盾的处理措施。

二 国内外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研究相关动态辨析

（一）国外绿地系统研究中的类精细化观念

      英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分别从指标体系、控制体系及标准方面完善绿地系统规划体系。西方国家虽然未明确提出绿地系统规划的“精细化”概念，但是在绿地系统控制体系、政策制度设计以及复合空间中的绿地建设等方面已经体现出了类精细化观念的相关内容与元素，其核心是通过细致化的考虑，在绿地评估、规划、建设及管理等过程中做出精细化安排，以解决绿地系统规划实施过程中潜在的矛盾(表1)。

（二）我国绿地系统研究中的精细化思维雏形

      我国绿地系统规划编制的思路多种多样，较为常见的编制思路是在总体规划层面进行结构性布局研究，确定具体建设范围、指标和期限，明确指导思想和绿地建设管理原则。我国将精细化理念引入绿地系统规划的代表性研究有：金云峰等人提出了城市绿地系统布局的精细化调控方法；肖希等人对澳门半岛高密度城市中的微绿空间进行了增量研究。但对于精细化思维指导下的规划编制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我国仍较为薄弱，未形成体系，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只能算是一种精细化思维雏形(表2)。

      一般意义上的精细化强调具体实践措施，而精细化思维更多强调的是规划编制和管理的全过程。绿地系统规划作为城市决策、管理及动态维护过程中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