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并不关注设计成果落实与城市建设管理等后续行为，对城市土地开发机制及项目市场运作的相关知识也了解不深，导致以功能和美学为导向的城市设计成果占据主流，甚至很多以导则或设计控制等为形式的城市设计成果，究其原因，也未走出这样的困境。 显然，城市设计技术层面的改良与创新并没有以便于管理、增强实施效果为目标；相反，在尚不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编制方往往以中标或接受委托为目标，利用概念与手法竞相“炫技”。在热闹的城市设计项目竞标与成果展示之后，常常是设计文本、模型等的束之高阁。
      综上所述，当前城市设计实践急需对新制度变革做出有效回应，研究便于管理、可操作的城市设计编制方法，以推进实现城市设计“技术层面”与“制度层面”的双向对接。因此，本文在分析我国城市设计制度环境变革及技术对接需求的基础上，借鉴国际上城市设计精细化管理的经验，以北京中关村大街地区城市设计为例，探讨重点地区城市设计对接管理实施的技术要点与方法创新，探索我国城市设计走向实施管理的变革途径。

二 城市设计精细化管理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形态控制导向的“设计—管理”对接

      美国的形态设计准则(Form-Based Codes)是一种通过调节土地利用与开发以达到预期城市形态的技术手段与管理方式，其技术形式和相关保障制度已发展得相对成熟。形态设计准则是介于早期美国城市设计与区划条例之间融入“关系”的城市设计工具，既有依托区划的指令性标准，也有独立编制的文件，还有叠加于区划的浮动分区。形态设计准则通过确定物质形式的组织规则来提高城市形态的可预测性和公共空间的质量，要求在区划条例更多关注形态，用更加直观的设计要求保证城市设计构想的落实。从形态设计准则的工作流程看(图1)，城市设计从编制到实施与管理，通常有一个转译的过程：首先，最初的城市设计方案主要是说明性方案(Illustrative Plan)，会对设计的目标、理念和愿景等进行研究；其次是将说明性方案转换为规定性方案(Regulating Plan) ——它是形态设计准则的前置文件，会对不同类型的形态设计进行分类、分区，明确不同分区的不同设计标准，便于管理。具体标准通常包括建筑形态标准与公共空间标准两部分。借助该转译过程，概念性的城市设计方案中面向实施与管理的部分被分离出来，并被赋予法律效力。

      在我国现行的城市设计编制中，城市设计成果多为描述性内容，因此探索如何将物质空间设计成果转化成“以形态设计为导向”的图则语言，是我国城市设计对接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改革关键。

（二）从“设计管理”到“设计治理”

      从国际上看，实施与管理是城市设计产生实质作用与价值的关键环节，该领域的认知与发展经历了从“设计控制”、“设计管理”到“设计治理”三个阶段。“设计控制”阶段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实践与理论探索，“设计控制”作为城市设计发挥作用的本质特征逐渐获得认可，“二次订单”理论形象地指出城市设计实质上是“对设计的设计”。此后，对“设计控制”中控制力从何而来的思考催生了公权力下的“设计管理”发展，马歇尔认为城市空间先天性的公共利益动机决定了在城市设计领域实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近十年来，随着城市治理理念的深入以及城市设计制度建设与管理实践中暴露的种种不足，“设计治理”思想应运而生。2016 年，卡莫纳甚至提出将“设计治理”扩展成为城市设计研究次级领域的构想。亚当斯和泰斯德尔指出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层级式管理或放任市场的调节方式都不能保证城市设计在城市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需要促进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及非利益方(Voluntary Sector)通过综合手段实现“设计治理”。共同治理有助于提升城市设计管理的全面性与有效性，使城市设计成为城市精细化管控的重要延伸手段。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参与城市发展建设的主体愈发多元，对于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也越来越复杂。因此，深入挖掘城市设计在城市治理中的地位、作用及工作原理，确定城市设计参与者的诉求与责任是推进我国城市设计运作与实施的突破口。

（三）多专业支持与跨学科整合

      在不同尺度的空间范围内，城市设计的管控要素越发复杂化与专业化，早已突破传统的“物质设计”范畴，涉及城市的经济运作规律、社会发展机制和道路市政专业技术支撑等多个领域——只有集成多学科知识的城市设计工作团队，才能胜任当前实施性城市设计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