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城市规划关注的重点转向旧城更新、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升、历史风貌保护、产业升级和拆迁安置等方面，由于无法回避“既有产权人”的问题，使得原本“依托于控规，以城市规划许可程序的形式来进行强制性实施”的城市管理手段已显得力有不逮。为了面对新时期城市规划管理精细化的要求，城市规划管理者围绕城市设计的法定化、技术化、产品化及公众参与等核心要点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

1.趋势一：城市设计的法定探索

      城市设计作为非法定规划，成果形式、内容深度与实施机制均缺少法制保障，难以直接指导城市建设与管理。面对规划制度的缺陷，国内城市设计的合法性途径主要包含两类：一是整合法定的控规，将城市设计作为控规的成果形式之一，并与建设审批程序结合。例如，上海以控规附加图则的形式确立了城市设计的法律地位，并在重点地区绑定设计方案作为出让土地的附加条件，核心要素包括“功能定位、建筑方案、基础设施 / 地下空间”，为上海的城市规划精细化管理奠定了基础。二是依托政府编制地方性规章，促进城市设计成果转化为管理通则，如武汉市通过制定《武汉市城市设计导则成果编制规定(试行)》，体现城市设计的法定地位；并通过开展专项城市设计工作，制定《武汉主城重点地区建筑高度导则》和《武汉市主城区建筑色彩和材质管理规定》等管理通则，为局部地段的城市设计和控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能够有效地调控城市天际线、建设强度及城市特色空间的营造。

2.趋势二：城市设计的技术尝试

      大数据环境使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具有了新的内涵，新技术的引进使得控规层面的城市设计能更好地贴合城市发展的需求。在城市设计过程中，制图(Mapping)技术能动态反映城市居民的生活规律，对交通流线的组织、公共空间的布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空间模拟分析技术(VR/AR)的应用，便于城市规划者、市民群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城市设计带来的空间变化；在城市设计的成果管理中，城市信息模型 (CIM) 在 3D城市模型的基础上，将城市设计导则入库，明确了三维空间的管控等级、规范表达形式与管控方式等属性，形成了制图规范，为城市设计成果的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础(图1)。

3.趋势三：城市设计的产品考量

     精细化管理背景下，城市设计具有产品化发展趋势。在开发前，城市设计需确定地块的整体定位和总体控制框架，并寻找能够进行城市开发的目标客户进行有效设计。在项目确定后，可结合分工明确的专业技术团队，包括建设方、设计机构与施工团队等，共同确定城市设计内容。以武汉市二七商务区城市设计为例，通过采取“本地机构+国际团队”的运作机制(图2)，合理高效地编制了城市设计 。此外，城市设计的“产品”考量不仅局限于设计过程中的流水线生产组织，由于其本身是一个不断臻于完美的过程，城市设计完成后的产品升级和产品追责趋势也日益突出。

4.趋势四：城市设计的公众创新

      精细化管理对城市设计的公众参与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城市设计前期的民意调查，到中期的城市设计审议，再到后期的城市设计监管反馈，公众参与应贯穿控规层面城市设计的全过程。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较为滞后，居民对城市设计的关注不够，更不用提及相互集结成立公民社团 。中国的公众参与虽然起步晚，但在大数据时代，公众正尝试以“数据平台”的方式而非“公民社团”的方式介入城市设计，实现公众参与的创新。例如，武汉众规平台上线的首个规划项目《环东湖绿道实施规划》，立足于多层次、全方位的民意反馈和市民在线自主规划路径这一核心环节，实现了公众对设计结果的被动反馈向引导公众主动参与城市设计的转变；长江主轴专题网站的上线，通过事前设计内容与责任的全落实，实现了从事后公示向全透明城市设计过程的转变(图3)。这类实践将城市设计的目标和服务对象向社会各阶层人群进行了延伸，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内生动力的彰显。

（二）精细化管理下控规层面城市设计的转型方向

      随着城市设计逐渐向“法定、技术、专业、公众”方向发展，其与规范系统的控规融合有了重要的对接基础，这使控规层面的城市设计朝着“定位精准、研究对象明晰、设计内容深入、实施保障有效”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