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广州开展了战略规划，提出构建“山、城、田、海”山水型生态城市的战略目标和“三纵四横”的区域生态廊道，随后的城市总体规划及绿地系统规划等提出了更加具体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及区域廊道划定方案；从2010年开始，广州在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及“三规合一”的工作过程中，整合重要生态用地，提出生态控制线，尝试明确城市生态空间的边界管控；2014 年以来，根据国家、广东省关于生态空间划定的有关要求，市属相关部门陆续开展了多项划线工作，包括城市生态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林业生态红线和生态廊道控制线等。
      笔者在参与广州生态控制线划定的过程中，认为应对多个管理部门同时推进相关研究与划线工作，探讨如何应对多部门联动编制，实现生态空间管控的“多规融合”，对我国城市生态空间边界管控工作实践和相关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总体来看，要实现生态空间的“多规融合”，首先必须处理好生态空间与建设用地的邻避关系、职能部门的博弈平衡这两个前置条件，进而实现规则统一的区界管控。

一   邻避的逻辑：误解为城市建设的“紧箍咒”

      对于生态空间与建设用地的关系，原则上是通过划定生态空间管控区界，防止城乡建设用地无序蔓延，引导城市持续发展及精明增长，但前提是不能制约城市重要项目落地，不能影响城市发展空间预留。这种典型的自我矛盾，本文称之为生态空间的邻避现象。

（一）误解生态控制线为城市发展的门槛石

      这种邻避现象具体表现为城市增长与生态管控的矛盾冲突不断呈现，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地方政府依赖“空间拓展”来实现城镇发展；二是城市规划的监督管理及生态空间管控不断加强。首先，地方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 GDP 考核体制下，空间拓展成为快速城镇化的重要表现，并深度依赖于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应对这种 GDP崇拜，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城市空间拓展与土地利用的增量，在处理城市发展用地与生态用地之间的矛盾关系时往往优先保证建设用地。
      其次，在城市规划的监督管理不断规范与加强的情况下，一些建设项目谋求突破规划的难度越来越大，如住建部利用卫星遥感技术督查城乡规划后，建设用地侵占城市绿地的现象得到一定抑制。为应对这种规划权威性不断加强的现象，城市发展与建设的主体多希望本区域内绿地控制与生态控制线的量能少则少。

（二）守不住的生态结构，始于退避建设用地

      生态控制线划定的目的之一是维育良好的城市生态空间框架，控制城市无序蔓延和保持城乡可持续发展。从霍华德设想的田园城市结构，到伦敦的环城绿带，再到武汉探索的楔形生态结构、成都推行的“198”地区，都关注如何维育一个良好的生态空间结构。广州早在 2000 年的战略规划就提出建立“三纵四横”的生态廊道并沿用至今，在其后的城市总体规划、各项专项规划中都以“三纵四横”作为生态空间的主骨架，希望优化“山、城、田、海”空间格局，促进组团型城市的构建。虽然生态理想美好，且广州对于廊道的规划控制意图也非常明确，但在实际的开发建设中却常常受到侵蚀与破坏。
      案例一：广州南站地区挑战城市生态廊道。2003 年，广州编制了《广州市番禺片区生态廊道控制性规划》及番禺钟村岭南水乡规划研究等，以促进城市生态廊道落地。2003 年底广州南站却选址于“三纵四横”中两条生态廊道交汇的敏感地区，并在站点周边划出了约5km2 的集中建设区，编制了《广州南站地区控制性规划》，以引导建设开发。为应对城市生态廊道被侵占，这一事实只能在规划方案上提出了生态廊道重构理念，不知其中是否有掩耳盗铃的意味。更值得思考的是，生态廊道规划遇见城乡发展规划后就自动失效，那生态廊道控制性规划是否具有法定地位？
      案例二：法定地位固然是主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对生态管控的误解而导致的邻避应对编制的。例如，广州金山大道生态廊道是“三纵四横”生态廊道体系中的“四横”之一，并在 2009 年《番禺区四条快速路绿化廊道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将道路两侧100 　 m范围划为严格保护地带，禁止开发建设。尽管有了法定规划，但实际上金山大道廊道也抵抗不住城市发展与开发建设的压力，中部的钟村至石楼段受城市建设用地的侵蚀比较严重，部分绿地被不断蚕食，导致廊道破碎、东西向连接性较差。

（三）越画越小的控制线，源于“指令式”的技术准则

      观察国内城市在生态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等的划定案例发现，案例都会关注其数量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