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反馈意见并进行下一轮修订的解决问题的科学过程，该模型认为规划总能找到最优方案来解决实际问题，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我国现有规划管理体系中其实也隐含着“理性模型”的假设，认为规划能够提前确定好各项需要控制的指标 (如各种设计控制要素 )，从而通过规划实施管控实现最优的规划目标。然而，由于实际工作中信息的有限性、公众利益界定困难、各种价值预判对规划的影响，以致设置好的各类控制要求经常在项目方案阶段“翻盘”。由此看来，规划不应当是简单的解题过程，答案也并非唯一，更需要的是将各利益主体放在一起实现充分的协调；规划也并非一个最优结果，而是通过商谈、妥协退让最终达成共识的次优解。
      从 20 世 纪 70 年 代 开 始， 规 划理论学者和规划实践者开始提倡新的规划模式，陆续提出了倡导式规划(Advocacy Planning)、合作式规划(Collaborative Planning)、沟通式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等，这些理论均强调民主协商与沟通是政策制定和规划工作的核心，规划管理应当具有过程性、动态性的特点，各利益相关方对于城市问题的理解与诉求在变化，与决策者的价值观对于规划实施的作用要大于规划文本、图纸等。在规划过程中，这些理论更加强调专家和公众的参与，推崇通过充分表达交流、谈判协商形成共识的决策过程。规划理论和实践共同推动了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二 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对城市设计实施的意义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设计所涉及的内容，相比以往的规划，包含着更广泛、更多交叉学科，以及更加难以依靠所谓科学分析确定的要素，如审美、心理、社会需求等。城市设计本身也存在定义和管理对象边界较为模糊的特点，具有多学科的特征，需要规划、建筑、交通、艺术、心理及社会等多学科知识作为支撑，也更加需要公众参与、认知地方文化特色、体现公共利益。因此，以技术指标管控为主的传统规划控制手段难以全面落实城市设计的要求，城市规划管理向过程性、动态性、引导性及多元利益协调的方向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一）城市规划委员会对城市设计实施的作用

    根据城市设计实施的困境和传统理性规划模式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规划制定和管理体系现状，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将城市设计实施与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建设相结合，通过规划委员会制度推进城市设计工作的开展和实施，发挥城市设计的积极作用。城市规划委员会是由欧美等发达国家结合实际管理工作以分权思想为基础建立的制度，其实质是由政府让渡出一部分行政权力，以规划委员会集体决策的方式促进社会各界的参与，取代过去行政首脑个人决策的方式，从而增强规划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
      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作为现有规划管理体系的一个补充，有利于解决目前城市设计的实施困境：①通过规划委员会制度可以将城市设计纳入到规划管理的过程中，保证城市设计的动态化和全过程管理。②充分发挥城市设计的引导作用，通过规划委员会制度搭建起由多学科专业人士组成的平台，针对城市设计管理范围模糊的问题，为城市设计规划管理提供更为科学的决策依据，保证城市设计方案和导则的实施效果。③加强公众参与，协调多方利益，通过规划委员会制度可以及时获取社会各方意见，反映各方利益诉求。

（二）我国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在城市设计实施中的主要问题

      我国对城市规划委员会既有一定理论上的研究，也有不少城市开展了与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相关的实践。自深圳建立城市规划委员会以来，各地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建立经历了一个由点及面、逐步展开的过程。根据有关研究统计，截至 2016 年 4 月，我国至少有13个省(直辖市)建立了省级城市规划委员会，占31个省级行政单元的42％；75个地级市建立了规划委员会，占288个地级市的 26％，其中 24 个为省会城市。此外，部分县 ( 县级市、区 ) 也建立了规划委员会。
      在设立过程中，地方政府多通过地方法规或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城市规划委员会的职能定位、人员组成、下设机构及议事规程等要求。对于大多数规划委员会，审议/审查为其主要职能，审议/审查意见往往被作为规划审批、许可的前置环节，但终审权仍在政府和规划主管部门。从多地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运行情况的调研看，城市规划委员会在城市设计项目审议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1) 审议城市设计等工作职能的法律保障不足。以 49 个“较大的市”作为统计对象，有 30 个城市在地方城市规划条例中规定了规划委员会审议/审查的具体事项，但仅有4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