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2003 年以后的 10 多年来，中国城市规划进入了黄金时代，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取代了市场和公众，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规划工作自然成为落实政治目标和建设口号的工具。土地财政的兴起以及政府对经济效率的片面追求，使城市的隐患越来越显现出来，规划开始失控、失去话语权，无法满足生态环境保护及居民便捷出行的需求；城市开始失去色彩，失去本来的模样。“拆墙”政策里所提的封闭居住的出现，无不与土地财政盛行、政府对地产商的依赖，以及大地块出让等密切相关。至此，城市规划工作已经出现了诸多不适应性。
      在中国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的新时期，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及《意见》的出台，如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一样，《意见》中对市民需求多样性的关注，对城市设计价值观的提升，对历史文化保护的强调，对城市多样性的重塑，对街区活力的复活，对城市整治的重视，对适应信息时代智慧城市构建的提及……俨然昭示着中国已从大拆大建、无度扩张的城市规划管理时代进入了精明增长时代。

（三）启示

      正如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并非规划范式的断裂一样，《意见》的出台不是对之前规划工作的颠覆，也不是无视国情“拿来主义”式的创新，更不是对私权、物权的无视，而是随着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市民生活、工作、游憩的诉求也发生了变化，种种城市矛盾层出不穷，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城市规划工作，总结出新的城市规划理论。因此，关于“街区开放”的政策，不要极端化和狭隘化地理解，应从规划技术角度出发研究街区开放的技术体系，是当下规划师所能做的也应该做的。

二 中国“街区制”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式封闭小区的形成及根源

      中国式封闭小区经历了两个建设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考前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单位”全权负责就业组织安排、居住福利分房、生活计划供应。城市里各个独立的“单位”通过圈一块地，建一个集办公、生产、居住、后勤及各项生活服务于一体的大院子，作为福利提供给职工。如此便形成了大机关、大院校、大企业和大部队的大院制模式。而在居住区和路网的规划设计上，中国也借鉴了前苏联的规范标准，采用大尺度、大街区、低密度的规划布局模式，与大院制社会组织完全契合。到现在，因为历史延续性，单位大院仍然是国内许多城市空间的基本构成单元。据统计，光北京现存单位大院就有3700多座。
     第二个高峰期是在 1998 年之后，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国家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促使居民住宅货币化与私有化。一时间，房地产大热，封闭小区成了中国小区开发的主流形式，且越是高端的住宅区，其封闭性就越强。而从地方政府管理角度看，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逐年走低，地方财力和事权严重不相匹配的状况日益严重。由于土地出让金作为政府性基金属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很多地方政府产生了“土地财政依赖”，打着“经营城市”的口号大量征用集体土地，进行旧城拆迁改造，不断扩张城市规模，竭力发展城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
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为快速获得土地出让金，也愿意出让大幅土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封闭小区的建设提供了条件。

（二） 中国式封闭小区的问题

中国式封闭小区存在的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微循环不畅，交通受阻。

      由于大院制的存在，城市空间被割裂(图1)。道路网络主干路的路宽不得不达到 800 ～ 1000m，甚至更宽；次干路、支路层级的缺失更是普遍，造成很多断头路、丁字路，导致大量的机动车交通流集中在主干路，造成长、短距离交通流混杂，调头、绕行交通流普遍存在，从而加剧了交通拥堵。

(2) 城市街道活力丧失，服务业发展受限。

      中国式封闭小区院内楼宇的出入口大多面向社区内部开口，与街道之间的联系不强，只能满足内部居民居住、休闲，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社区内部虽然存在部分服务设施，但是也与多元化的临街服务业差距较大。尤其在近期，北京为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开展了整治“拆墙打洞”的专项行动，关闭了市场自发形成的沿街居住底商，重新设置了围栏，对于街道活力的影响可谓“雪上加霜”。

(3) 城市公共服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