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古城以居住为主体功能，公共服务设施以为居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设施为主。但门禁社区使部分公共服务设施内部化或半内部化，居民更依赖小区物业的服务，其社会活动脱离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缺乏与老住区的有效沟通。老住区居民以弱势群体为主，相对容易接受居委会在管理和服务供给方面的主动介入，以选举代表人的形式参与居委会的重要会议和社区活动。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强势利益集团利用优势条件使政府政策产生倾斜并从中获利，居民因对中间结果的认知不足和利益表达渠道有限而处于弱势地位，不利于信任建立和认知共享。
      此外，近年来为缓解交通和人口压力，城市政府将古城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外迁，着重整治城市环境，修缮文化设施。以文化遗产为基础，以新的商业、文化功能开发为核心的时尚单元陆续出现，重塑了街区个性化的形象，其多数紧邻历史保护片区，有些是以文保建筑、控保建筑作为载体进行改造的，如桃花坞、平江路、十全街和观前街等文化商业片区。然而，古城的文保建筑、控保建筑布局分散，规模不大，仅仅依赖政府和有限的社会力量，难以充分挖掘和利用文化资源的价值，同时许多历史保护建筑的产权关系、利益分配问题错综复杂，实施主体在开发中未能完全从公众的立场出发，使原本应服务于公众的公共设施在现实中被少部分人独占。

二 基于共生理念的苏州古城保护与发展思路

      当前，城乡规划越来越注重可持续发展，实现古城的融合共生极为必要。共生城市具有以内部基因传承、自演进和新陈代谢为主要功能且包容异质文化的社会资源环境，具有功能混合、紧凑布局、多元融合和组团集群式的空间结构，具有以信息化服务为主动力、以生态文明为依托的协作管理机制。针对古城绅士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结合共生理念，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使多方利益主体共享服务，改善社会结构失衡的情况；通过空间功能结构的融合，使居住空间由分异向共存共荣转变；以信息化的沟通平台为媒介，促进不同阶层和集团间的信息联动，构建社会生态服务网络，加强阶层依存关系和社会联系，实现多方共赢(图8)。

（一）共享 — 传承与包容

      在传承内部基因的地方文化的同时包容异质文化是共生理念的要义。古城的原住民是使地方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内部基因，尤其是历史街区中的老年原住民，保留着对古城历史文化的记忆。因此，古城应充分注重原住民的保有率，关怀老年人口，鼓励他们参与社会活动，弘扬传统文化，维系古城原真的社会结构，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进而使社区资本得到挖掘，社会各阶层间的信息得到流通，形成良性的依存关系。同时，对于优质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古城应寻求具有多重选择性的共享形式将其保留而非强制迁走，以维持原住民的生活品质，吸引中等收入的常住人口回流；以文化商业设施的多维度升级作为催化手段，促进中等收入人群共享古城文化，并对古城部分外来的收入较低、文化水平不高的流动性人口进行新陈代谢式的置换，进而形成系统内部组成要素的自演进。

（二）共荣 — 多元与紧凑

      共生理念强调要素间的协调共存和组团集群式的空间结构，而非实施严格的功能分区和机械式的一刀切除。面对古城空间碎片化的现状，对其的整合不应仅局限在小范围内，也不应强行对空间进行合并，而是提倡在相对完整的区域内，促进各住区的联系和信息流通。古城可基于多类型住区，以“大混合、小聚居”的模式引导空间结构的调整，实现住区的整体协调，以功能复合的街坊单元形成各自独立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以多元住区组团混合构成基本聚居单元，从而整合空间，紧凑布局，形成共荣发展的局面。

（三）共赢 — 联动与依存

      社会—空间的互动反馈在共生城市中是以自组织、自演进为发展基础的高度共生，以扁平化的协作治理平台为中介，促进社会结构的和谐稳定，通过社会资源的调整来维护空间结构的动态平衡，最终形成联动反馈的生态网络。古城可基于该理念适度开放居住区公共空间，重构公共空间体系，推动住区的融合；优化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增强各层级公共服务设施的联系，鼓励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交流，实现合作共赢。

三  苏州古城保护与发展实践

      哈肯认为，各种要素互相配合、协同，将集聚多种力量形成新功能，新功能产生的效应优于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