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及公共服务等领域提供优质项目和特色空间；再次，扩大供给方式，提升供给品质，如在小镇建设或实施时实现产融结合、产城融合，利用“互联网 +”和发展众创空间等；最后，创新供给机制，释放供给活力，解决“要素错配”瓶颈，都需要前瞻性的顶层设计、跨条线空间治理机制以及社会参与、政府购买等具体抓手，这样才能激发供给活力和提高供给效率。
      同时也要认识到，特色小镇理论及政策研究尚滞后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和发展，特色小镇如何做实做强产业，如何融资、实施及运营，如何处理政府间治理关系 ( 含省市、区县和镇级政府)，以及如何处理镇政府与企业(包括央企、市级国企、外企和民企等)的“政企关系”等，都需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二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审视特色小镇的现实困境

（一）供给质量受限于特色产业的发育程度

      无论是从发展需求看，还是从供给质量看，我国的大多数镇级发展单元(包括已申报的各级特色小镇)均存在产业短板，体现在产业基础薄弱、产业支撑匮乏、产业集聚度不高、政策依赖性强和辐射带动能力不足等方面。以上海为例，各级开发区(产业园区)的工业用地率平均为52.61％，其中国家级开发区的产业用地占比平均值高出市级和镇级开发区17.48个百分点，具有更显著的集聚度。就绩效而言，国家级开发区工业用地产出强度为285.19亿元/平方公里，远远超出市级和镇级开发区(82.32亿元/平方公里) 。
      究其原因，近三十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很大程度是以刺激需求来实现投资和增加就业的；在城市建设上，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吸引产业项目，以税收弥补开发成本，依赖土地出让收益提供持续的公共服务，其空间效应则体现为用地蔓延、城市布局拓展和城镇体系延伸。特色小镇位于城市体系的末端，在上述过程中处于被挤压和被剥夺的地位，产业的培育和发展程度不高，供给质量受限。

（二）空间供给与需求不平衡形成短板

      在空间供给与需求方面，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空间不平衡的问题，体现在特大城市 ( 如北上广深等 ) 因人口大量导入而供给不足，而三四线城市作为人口流出地，往往建设过剩、库存严重。特色小镇作为城乡体系的一个重要节点，对农村地区的吸引力和对大城市的“反磁力作用”均有限，难以吸引足够的人流、投资和就业机会来实现自身发展。
空间不平衡问题的一个突出方面就是公共服务，镇级单元 ( 特别是已撤消建制的老镇 ) 普遍存在设施老化、覆盖不足、人才流失和资金匮乏的现象，具体体现在医疗、教育、养老和幼托等民生领域，形成阻碍发展的短板。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作为典型的特大城市郊区地区，其包括中心城、近远郊及新城等多种地域类型。通过比较发现，郊区镇的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设施、商业金融和文化娱乐设施用地与中心城有较大差距，而教育科研、体育设施用地又不及新城，可见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需求在郊区，短板也在郊区。

（三）制度环境有待进一步改革完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要搞新的计划经济，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需要通过“去行政化”手段来调整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激发市场活力。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打破行政垄断，对于规划、土地、财税等行政管理手段和政府资源，要优化配置并允许流动，特别是对于供给不足的领域和地区，要降低准入门槛，让市场资本和社会力量可以进入，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和地区，则要实施负面清单制度，避免出现僵尸企业和“鬼城”现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另一层要义是“去杠杆”。当前我国大城市的高房价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源于金融市场的过度青睐和倾斜，“去杆杠”意味着挤出泡沫、优化配置，投入到能够有效供给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在特色小镇建设初期，由于产业基础薄弱，尤其需要金融对产业的助推作用，实现产融结合。也就是说，在结构调整的思路下，特色小镇应该甚至有必要“加杆杠”。

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的特色小镇发展新思路

（一）突显自身特色，夯实供给基础

      区位和资源是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两大基础条件，充分发挥小镇自身优势，既是塑造特色的途径，也是夯实供给的基础。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大都市位于城市体系顶端和城市网络枢纽位置，对于人口、资金和信息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具备土地集约利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