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城镇化具有较强解释力。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减少了对地方的直接干预，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将它视为外生要素(常量)，为城镇化提供制度框架，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变化。下文统一使用权力(地方政府)、资本(市场)、公民 ( 社会 )，特殊说明除外。

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的本质特征

      伴随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分权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加独立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推动了以“空间拓张”为主要特征的快速城镇化。

（一）权力的“人格化”

      在中国，虽然市场化让资本拥有更多的“自由”，但如Ma和Shen所说，政府在国家的方方面面(如城镇化)中仍处于核心地位。如果中央政府是常量，那么理解“权力”(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是认知中国城镇化的关键。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将“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领域，认为权力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很难充分体现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也是基于特殊官僚机构或集团的利益诉求。许多学者也认为，在中国语境下，“人格化”(Anthropomorphize)仍是分析权力的前提，因为权力也有自己的行为动机、利益诉求。

（二） GDP 崇拜下权力与资本的联盟

      由于分权化，“人格化”的权力表现出“企业化”的特征。权力与资本一样，具有过度积累的冲动；但它的主要目标是积累“政治资本”，权力的“合法性”才能得到肯定，权力的主体(官员)才能获得晋升。在“GDP崇拜”的考核体制下，权力的政治资本主要通过以GDP为核心的经济指标得到体现，政治资本的积累和经济资本的积累“耦合”起来，权力和资本便形成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资本积累成为权力和资本共同的目标，形成了以GDP为核心的“资本快速积累”的城镇化模式。正如Goldhammer所说，权力与资本已经建立了秘密的保护结构，已经很难说谁决定谁了。

（三）城镇化资本积累模式的极化

      在“全能型”政府的语境下，中国的资本并不拘泥于自我过度积累的冲动，而是权力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决定着资本的配置和积累模式。1978年之前，为实现高积累的重工业化，国家对资本进行极化配置，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央政府一方面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促进资本向重工业聚集；另一方面通过制度设计(户籍制度)，保持城市最低限度的人口，并极力压缩城市消费，从而减少资本支出。20 世纪90年代后，经过长时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中央减少了对地方的直接干预，地方政府成为城市的直接管理者，资本配置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赵杰将这一时期的城镇化概括为：空间生产对工业生产进行“挤压”，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进行“挤压”。空间生产是这一时期城镇化的主要特征，那么空间究竟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
      出于国家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土地的“初始信用”带来的财富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启动资本。权力通过建设基础服务设施，拉动空间生产(生产型空间和消费型空间)，吸引资本，从而实现GDP持续增长和政治资本的积累。虽然生产型空间(工业用地)的生产获利较少，但它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吸引投资，刺激第一循环(工业生产)，带来税收和GDP增长；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将带来大量就业人口，将促进消费型空间(商业和居住空间)的生产与消费，从而获得补贴(以地养地)。空间生产过程本身就是创造GDP和体现政绩的重要方式。为了积累的“持续性”，权力必须保障有足够的资本投入到下一轮循环之中，需要减少“资本耗散”。权力通过对空间生产的垄断，压低征地支出(土地红利)，并阻止资本流入三次循环(福利和消费部分)。由于我国为外向型经济，劳动力过剩，这部分投资在短期来看是相对无效的(人口红利)，从而造成了农民的“半城市化” ；并且，随着工资和住房制度的改革，普通市民的福利也在被压缩，从而形成了较大的贫富差距(图2)。因此，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为了实现持续的积累，权力极化资本配置，大大压缩了公民的“生活权”。

      公民的需求被压缩，不仅体现在二次和三次循环中，也体现在一次循环中。由于劳动力过剩，形成“买家市场”，劳动力在与资本谈判(Bargain)的过程中处于劣势，公民的“生产权”(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