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设施的用地(如公共卫生设施用地，涉及妇幼保健院、精神专科医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血库和急救中心等)尚未被纳入标准，还缺乏城市基层社区级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集中布局建设的规划配置标准。

(2)一些设施的规划配置标准亟待优化提升。随着人口结构的逐步老化，养老设施特别是社区级养老设施指标偏低，设施用地严重不足的矛盾突出，在老龄人口集中的旧城区，需求缺口更大。据统计，2014年重庆主城区5.4万人才拥有一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服务半径过大，数量严重不足。基础教育设施的标准也应结合不同地区的人口出生率，按照适龄学生人数进行优化配置。

(3)公共服务设施名称较为混乱。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同一层级、相同职能的公共服务设施均有不同的习惯性叫法，如养老院就另外有“社会福利中心”“敬老院”“光荣院”“康复托老院”“幸福院”“护养院”“怡养院”“老年养生会所”“康寿中心”等约 20种名称，对在规划中进行配置造成了困扰，亟待根据各设施的职能和等级，加以统一规范。

（四） 设施的均衡化布局缺乏系统的原理指导

      无论是国家行业技术标准还是地方规划标准，对单项设施的布局均有明确的要求，主要是按照等级和服务人口进行均衡化布局，但对同类不同等级的公益性服务设施的布局尚未形成相关原理来指导规划实践。

（五） 设施指标计算的规则不明晰、取值幅度过大

      公益性服务设施的配置受到类型、层级、服务人口规模和服务半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规划配置指标的计算内容复杂、工作量较大，容易出错。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现行标准的指标取值幅度过大，计算规则不够明晰，导致对标准的理解极易产生歧义，影响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配置的质量。

三、与公益性服务设施相关的民生需求发展趋势

(1)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民生需求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日益重视。以重庆市为例，以2014年为拐点，重庆市三次产业比重经历了从“二三一”到“三二一”的转变，服务业成长为经济支柱产业。在建设统筹城乡的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下，城市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对资源配置的质量和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先生产、后生活”的传统思维遭到摒弃，“城市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成为主旋律”，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作为社会性基础设施，与生态基础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共同成为城市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并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日益重视。
      当前，在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动力不足，消费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激发，使得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已经超过50%，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超过70%的贡献率相比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2015年以来，国家和各省市先后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提出要深度开发人民群众从衣食住行到身心健康、从出生到终老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的生活性服务，这为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2)在人的需求层面，民生需求正在不断发生变化。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时代的来临，人们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重点正在发生巨大变化。2014年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15.5%。受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影响，社会对幼儿园、中小学校、老年人设施和医疗康复设施等的需求也在发生相应变化，对老年人设施的需求显著增长。此外，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设施建设水平、发展条件和生活习惯上呈现出较大差异，对设施标准影响较大。特别是在重庆这样的山地城市，建设用地紧张，老城区用地矛盾突出，这都要求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制定和完善提升相关标准，明晰保障要求，提高设施的水平与运行的效率。

(3)在基层社区公共服务层面，民生需求被纳入保障性目标。党的“十八大”将“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总体实现”作为“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任务。《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提升城市品质，规划建设城市“10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20分钟街道公共服务圈”。社区是城市居民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平台，与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目前，随着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对高生活品质的追求，对社区公共服务需求的总量、质量、多样化程度呈现日益上升趋势。据调查，居民诉求主要集中在增加社区文化、体育休闲、儿童游乐、养老助残和日常医疗康复设施等方面，对生活型商业、治安、管理、维修和综合服务等设施的需求亦有显著增加，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正日益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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