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及高税收的巴黎中心区之外的郊区。
      目前，在法国共生活着500万穆斯林人口，占据移民人口的大多数，约占法国总人口的1/10，其中近一半取得了法国国籍。由于多种因素，穆斯林移民在法国社会的融入程度很低，与主流社会疏离严重，大多沦为社会底层，在就业、福利、治安与文化等领域对法国社会造成压力并引发了与当地社会的紧张关系。因此，法国政府采取了对外加强移民管控、对内放松同化政策和改造移民聚居区等措施来应对移民问题。但是该问题由来已久，且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解决起来绝非易事。

（3） 美国

      美国是主要的移民国家之一，来自世界范围内的大量移民在北美建立起这个“自由之国”。但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度过了劳动力极度缺乏的时期，对移民的选择越来越严格，自由移民政策逐渐变为选择和限制移民政策，直到20世纪20年代，最终确立了“移民限额制度”。排外主义者指责移民将城市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法移民的数量却一直难以控制， 2000 ～ 2004年每年约有80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在反移民利益集团的压力下，近年来美国也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特朗普(Trump)作为2016年美国大选候选人，尖锐地要求民众认同“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建一堵墙”来应对非法移民问题。
      纽约是著名的全球城市，也是美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之一，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在2010年统计的纽约人口，有44％为白人(其中，33.3％为非拉丁裔白人)，有25.5％为黑人(其中，23％为非拉丁裔黑人)，0.7％为美洲原住民，12.7％为亚裔。然而，尽管多种族、多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之中，其生活居住的区域之间却界限清晰、隔离明显，多族裔融合混居的情况比较少见(图4)，这种种族居住隔离是美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典型特征之一。

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移民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主要大城市都呈现出移民城市的特点：以外来人口为主要原因的人口快速增长。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户籍制度对人口的束缚被居民自身寻找“机会”的动力所弱化，人口的流动更为频繁，主要的大城市进入移民城市阶段。
      20世纪90年代，我国移民城市的人口迁移以长期打工、从事较低入职门槛工作的进城务工人员为主。在这一时期，深圳等东南部经济特区城市和沿海发达城市成为流动人口聚集地；同时伴随着浦东开发，长三角地区崛起并成为又一个流动人口聚集地；随着非均衡区域政策的深入实施和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北京等地区开始不断吸引流动人口。进城务工人员主要以家乡为单位聚集并从事相似工作，居住在临时的、有安全隐患并与主城区生活条件截然不同的城中村中，在这里可以观察到明显的社会分异现象。
      2000年后，随着移民自身教育素质和技能水平的提升，“寻找稳定工作”成为移民的主要追求。与20世纪90年代“在外打工，家乡消费”的情况相比，在获得稳定工作以后移民更加倾向于将家庭成员带入城市生活，以家庭为单位的移民逐渐增多。拥有更高学历及技术培训背景的移民出现在北京、上海及广州等中国巨型城市，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社会群体(蚁族)聚居现象出现在城市产业基地周边，如北京的唐家岭地区。一方面，尽管在生活条件上和本地市民有一定差距，移民试图在“生存”的基础上融入当地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地对其融入的接受程度直接影响了移民的生活满意度；另一方面，跨国移民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在北京望京、广州小北路等地出现，并形成族裔经济区。族裔区兼具主动集聚与被动隔离机制，是一种以“全球地方化”为特征的空间现象。

移民城市的规划应对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为了生活，聚居于城市；人们为了生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上述分析表明，移民城市的发展阶段通常代表着此类城市正逐步进入演化的高峰期，其规划的目标应是促进移民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从移民角度入手的规划，也是“以人为本”的规划。
      移民城市是城市扩张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人口会向着能够提供更好“机会”的区域进行流动迁移，以提升生活质量。一个城市如能提供更加优厚的社会福利待遇、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更加丰富的就业岗位和更加人性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必然吸引更多移民迁入。此外，移民的根源是来自于区域差异，这种差异和不平等难以平衡，导致移民城市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现象。
      从规划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