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政府开始在价值观的重塑上做出尝试，政府价值观表现为典型的包容型价值观。
      综上所述，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价值观的演进过程看，政府部门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政府价值观从指令型到合作型，再到包容型，决策主体呈现出一元走向多元的趋势，决策过程总体呈现出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图2)。通过包容的手段重塑政府价值观，使历史街区在有序的发展中达到社会利益的重新整合是未来政府决策的核心。

政府价值观重塑的主要问题

      2010年，国家文物局在针对重庆市文物局《关于报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广会馆保护规划)的请示》中做出批复，要求准确提出对相邻历史街区规划的文物保护要求，由此湖广会馆历史街区的保护规划拉开了序幕。在规划编制过程中，从设定目标到方案实施已经涉及到了政府、原住民、开发商与专家团体的多元参与(表1)，但最终的保护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地方部门并没有按照上级政府批复的保护规划进行保护，而是在明确上级政府的保护意图后抢在保护规划正式批复前对不想保留的建筑进行抢期拆除。政府价值观的重塑以失败告终，其间暴露出来的深刻问题不容忽视。

1  重塑过程的主体缺位

（1）核心主体的弃位

      历史街区保护涉及的主体包括政府、原住民、开发商、专家与社会公众等。原住民作为历史街区的创造者、使用者与改造者，是历史街区保护的直接作用对象，属于核心利益相关人，拥有历史街区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与决策权。由于湖广会馆历史街区长期以来的保护重点是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及建筑群的修复，致使周边的历史街区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功能与物质衰退严重，破败不堪，原住民面对如此恶劣的居住环境，不得不在保护规划编制的开始就通过产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主动迁出历史街区以获得物质赔偿。原住民的“弃位”使得其在维护街区历史文脉，为政府、专家团体提供详尽的非物质文化、社会信息与历史记忆，以及制衡开发商的行为方面的作用并未得到体现。

（2）相关主体的缺位

      目前，在规划实施中，由于具体规划行政许可行为直接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整，社会参与的意识很强，但在规划编制阶段却很少有公众参与并反馈意见。一方面，规划编制是一种抽象的行政行为，公众尚未意识到规划对各方面利益的调整；另一方面，公众参与的意识不足，组织团体松散，导致我国公众参与的程度并不高，目前大多停留在通告与民众调查的阶段。湖广会馆历史街区也不例外，在整个保护规划编制过程中都没有社会公众的参与，政治体制保持了高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延续性，各级政府将自己凌驾于其他行为主体之上，并未对公众提供基本的、对等的沟通渠道，使得社会公众在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发展中并未起到对政府、开发商的监督作用，相关主体的缺位让开发商与地方政府肆无忌惮地对街区进行抢期拆迁成为了现实。

2  价值观的冲突与制约

（1）不同主体价值观冲突

      历史街区发展过程中的多元主体由于角色与职能的差异，各主体的价值观也不尽相同：政府以社会稳定、营造政绩为首要目的，原住民以安居乐业、生活改善为诉求，开发商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表2)。在湖广会馆历史街区的保护过程中，各主体价值观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发挥街区的社会价值还是经济价值上，表现为保护区划与保留建筑的争议(表3)。市规划主管部门、市文物保护部门与专家团体强调发挥历史街区的社会价值，以历史保护为主，要求对核心保护区进行连片保护，对历史建筑尽量保留；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则强调发挥历史街区的经济价值，以商业开发为主，要求对核心保护区进行分散保护，对除文物保护单位以外的其他建筑尽量拆除。两种价值观冲突激烈，双方互不相让，最终上级政府的批复是尽量保护，地方政府却抢期拆除。

（2） 价值观独立性的制约

      在我国，公共资源利益运作常成为急于政绩表现又苦于资金束缚的地方政府攫取预算外收益、填补扩张财政赤字的有效途径。在湖广会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