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围绕社区生活圈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技术路线，但仍存在对社区人口特征和个性化需求响应不足、缺乏对居民归属感和公共交往的考虑、缺乏设施建设落地举措等问题。基于此，以公平正义理论和马斯洛需求理论为基础探讨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路径，并结合杭州富阳区城镇社区建设专项规划实践，提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规划应在公共服务设施体检的基础上，根据地方的人口密度、出行习惯等特点，基于“等时圈”划定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统筹单元；应整合现有国家与地方规范，形成契合本地特点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和分类引导集成配置要求；结合各个社区的潜力空间资源，针对性地提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和邻里中心建设的差异化模式，并在详细规划中予以传导，通过建设计划指导落实。

[关键词]公共服务设施；社区生活圈；统筹单元；邻里中心；规划传导

[文章编号]1006-0022(2024)08-0128-09

[中图分类号]TU984.12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徐磊，童岩冰，于力群，等．供需匹配视角下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规划路径：以杭州富阳区城镇社区建设规划为例[J]．规划师，2024(8)：128-136．

0　引　言

社区是城市的“毛细血管”，是与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空间。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是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综合性、多功能服务设施，满足居民日常的公共服务需求。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在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方面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我国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经历了从单一指标的供给标准到生活圈综合供给体系的转变。以往的规划按照千人指标、服务半径等指标定量配置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这种配置思路忽视了客观人群的需求差异、设施的空间分布与人口分布的匹配，进而引发公共服务资源的享有程度不同、需求无法满足等不公平问题。近年来，随着城乡生活圈成为居民获得生活服务和开展公共活动的基本单元，人们开始广泛接受“生活圈”理念所倡导的从居民行为需求角度来优化调整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供给观念；随着《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以下简称《指南》)、《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等多项国家和地方标准的出台，我国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供给配置体系。但在实际的规划工作中，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仍然面临供需错配，对社区人口特征响应不足，以及建设空间受限，设施建设难以落地等问题，难以实现城市公共服务的最优分配。

浙江省自2021年起组织各区县编制城镇社区建设专项规划，旨在衔接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和各相关规划，通过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和空间合理性进行体检评估，重新划分或优化社区生活圈单元，明确各层级生活圈的设施配置要求，探索规划新建、存量空间挖掘改建等多元建设方式，增强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科学性和建设的可落地性，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刚性和弹性需求。

1　供需匹配理论基础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相关研究及实践进展

1.1　供需匹配理论基础

1.1.1　供给端—公平正义理论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对公平正义及其准则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提出了两项正义原则和一项优先规则。第一个正义原则是“最大平等和自由原则”，即每个人都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并且自由程度应当相等；第二个正义原则是“经济平等原则”或“合理的经济不平等原则”，即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必须被加以限制，即必须保证社会处境最差的人在不平等中获得最大利益，确保所有公共资源向所有人开放。

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本质上是利用有限的空间资源来满足不同人群的公共服务需求。按照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要综合考虑效率和公平，在整个设施系统中实现空间均衡分布，同时还应确保有利于弱势群体的“适度优先待遇”。

1.1.2　需求端—马斯洛需求理论及ERG需求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从生物的本能出发，基于人的内在驱动力将其需求划分为5个层次：①生理需求，即人类维持生命最基本的需求，包括对食物、住所、医疗等方面的需求，是人做出各种行为的最强大的驱动力；②安全需求，即工作安全、生活安定、远离灾难等方面的需求；③归属和爱的需求，即个体渴望家庭、朋友、团体的关心、爱护和理解的需求；④尊重需求，包含尊重自我和尊重他人的需求；⑤自我实现的需求，这是人的最高层级的需求，指充分发挥自己内在潜能的需求。后续的ERG需求理论弱化了马斯洛需求层级间转化的界限，认为高级的需求并非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才会出现、才应当被考虑予以满足。

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及ERG需求理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应同步考虑人的5个层次需求，通过设施的有效配置为人们提供交流沟通的桥梁。

1.2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理论研究进展及规划设计实践

1.2.1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理论研究进展

生活圈是当前学术界公认的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和公共活动的基本单元，其核心内涵是以人的尺度和视角来认知、改造、更新社区，强调居民的实际生活与社区空间的互动关系。“生活圈”的概念最初来源于日本，指按照不同的需求层次， 通过设置差异化的服务半径和人口规模来定义不同尺度的生活中心。在日本将生活圈应用于领土规划后，“生活圈”理念逐渐被大众接受并传播至韩国和其他地区。我国学术界对社区生活圈的理论探讨较多，如“5分钟—10分钟—15分钟生活圈”的层级构建理论、基于时间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理论的社区生活圈范围划定与特征识别、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定性研究等。其中，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是构建生活圈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目前生活圈研究的热点。与此前多从资源供给和规划设计角度对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配置原则等进行研究不同，近年来学术界更多关注生活圈中公共服务设施的公平性、可达性和空间分布特征，并提出多种模型和指标对特定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实地调查，从供需平衡的角度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效率、居民需求和标准制定等主题进行研究。

综合来看，目前社区生活圈的划定和空间组织仍未形成统一模式，社区生活圈内人口密度、人口结构和居民需求等的多元化特征明显，需加强对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匹配和优化配置理论与方法的探索。

1.2.2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规划设计实践

我国的住区规划最早从“居住区—居住小区—居住组团”3个层次展开，每个层次按照千人指标要求配套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缺乏对多样化需求的考虑。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等的变化，传统的指标化配置模式逐渐被生活圈分级分类配置的模式所替代。社区生活圈规划以人的步行时间为设施分级配套的出发点，以此引导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布局、提高服务水平 。2016年8月，上海颁布了《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以个人和家庭为中心构建了一个以生活场景为导向的生活圈模型，提出了场景导向下的空间要素配置要求；2018年，国家颁布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以下简称《标准》)，以生活圈取代了“居住区—居住小区—居住组团”的分级，正式确立了按社区生活圈进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新模式，与传统的指标化配置模式有明显区别；2021年颁布的《指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配套设施细分为基础保障型、品质提升型、特色引导型3类，按照“15分钟、5～10分钟”两个社区生活圈层级进行配置。

2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供给维度：均质化的公共服务配置模式与社区人口结构不匹配

以社区生活圈为单元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模式为每个生活圈集中配置一处或几处公共服务设施，并不重视公共服务设施与人口结构特点(如“一老一小”群体所占比例)和设施实际需求数量的匹配；盲目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规划配置标准，未考虑人口分布的实际特点，导致按照规范、标准配置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与人口需求不匹配。同时，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往往简单地“以指标算总量”，缺少特色型设施的供给，较少考虑不同社区类型、不同人群构成的需求差异，难以满足不同社区居民的复杂需求和差异化、个性化的特定需求。

例如，杭州富阳区“一老一小”公共服务设施体检显示，老年人占比较高的老城区，老年养护院、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的缺口普遍较大；在以青年人为主，但空间较为充裕的产业型社区，按标准配置的养老服务设施存在较为严重的闲置情况。为应对社区人口结构差异带来的需求差异，应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种类、数量、空间布局等进行在地化的优化调整。

2.2　需求维度：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对人群归属、交往等需求考虑不足

一方面，我国长期遵循“以人口规模为主”的原则，依据千人指标的标准确定设施规模，当前部分社区生活圈规划仍是简单地按照不同层级的相应指标要求进行“按地落点”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并没有突破原有社区规划的惯性思维。实际上，社区生活圈的尺度确定受时间、空间和人口等3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综合的尺度参照体系。因此，须采用更为精确的生活圈范围识别、公共服务需求识别等手段，结合时间(5分钟、10分钟、15分钟)、空间(服务半径)和人口规模等设施配置指标，整合形成更加适应在地化需求的生活圈划分标准。然而，根据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或社会调查等传统数据难以对社区公共服务需求进行量化分析，无法准确评估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和可达性。大数据时代，需要利用多源大数据来研究和评估城市人类活动的时空动态、行为特征和分异规律，从而准确识别相对应的公共服务设施需求。

另一方面，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和建设往往重视对物质空间的使用需求，忽视了人的交往、归属感等精神需求。在对部分公共服务设施进行选址布局和建设时，对人的使用体验和行为模式缺乏考虑，形成了“铁笼”式的设施布局模式，社区氛围缺失，居民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不高。此外，不同人群的需求特点也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模式产生影响。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占比较高的社区，较依赖步行和公共交通出行，活动圈层范围窄，熟人圈层间固定的交流场所使用频率极高；青年人占比较高的社区，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出行占比高，对于便利的商业和非正式交流场地的需求较高；中青年家庭人群占比高的社区，汽车出行占比较高，更倾向于一次性获得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因此，对于不同人群占主导的不同社区，应采用差异化的生活圈空间组织模式，明确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重点。

2.3　实施维度：规划衔接传导不充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落地难

当前，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基本完成编制，但其着重于解决公共服务中心体系的构建及公共服务设施约束性指标的制定等宏观问题，难以直接指导详细规划层面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布局与管控。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类型多样，涉及教育、卫健、民政等多部门，技术标准不一，在衔接详细规划的过程中缺乏刚性的传导要求和标准，导致部分公共服务建设要求在详细规划中缺失。在以往的规划实践中，也普遍存在公共服务设施(特别是非独立占地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要求因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过程中让位于城镇开发建设的经济发展要求，而被频繁修改调整的现象。在以存量建设用地为主的老城区，新增建设空间不足，存量挖潜难度大，大量社区缺乏足够的闲置空间用来配置新增公共服务设施，使得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布局难以落实。在此背景下，更需加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传导，因地制宜地强化空间要素保障。

为应对社区生活圈提出的更高要求，应兼顾技术规范与在地化的特色需求，强化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的编制与传导，切实将“社区生活圈”理念落实到城市空间中，以有效提升社区的公共服务能力。

3　供需匹配视角下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优化路径

3.1　以专项体检摸清社区实际需求

规划前期，应先开展城镇社区专项体检工作，全方位摸清社区现状底数，为后续推动城镇社区公共服务精准补短板奠定基础。在供给层面，通过实地踏勘、问卷访谈等方式收集社区基础数据，明确公共服务设施点位的类型、空间分布、规模、运营状况等，整合POI数据和现状地形图数据，将基础数据整合进GIS空间数据库，形成现状公共服务设施“一张图”，并分类型对现状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覆盖度进行评估。在需求层面，对社区不同人群的分布、结构特征及公共服务需求进行调查采集，并对需求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分析。

3.2　以“等时圈”为基础，划定生活圈范围，细化设施配置标准

首先，基于“等时圈”精准划定生活圈范围。生活圈是人们日常进行购物、休闲、通勤(学)、社会交往等各种活动的空间范围，是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基本空间单元，同时也可将其理解为基于一定的居民出行(特别是步行)时间所覆盖的居住空间范围。相较于服务半径，基于实际交通环境的一定时间内的可达范围能更真实地反映居民步行前往公共产品的出行能力与此类公共产品的实际服务范围。不同的出行方式偏好也会带来生活圈空间的拓展，如通过自行车等慢行交通来替代步行，通常可以将15分钟生活圈的半径扩大至2 km，快递和外卖服务则可将部分餐饮、商业的15分钟服务半径扩大至3～4 km。因此，以“等时圈”为基础能更准确地识别、划定生活圈范围，明确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空间统筹单元。

其次，分类型细化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根据人口分布、结构特征及需求调查结果，对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标准进行优化，如适度调高人口老龄化社区的养老服务设施配置标准；根据需求适度调整青年人占主导的产业型社区的养老服务设施并强化产业服务功能配置。

3.3　以不同人群的特色需求为基础布局多元邻里中心

邻里中心是社区公共服务的核心空间载体，需要在供需匹配视角下，兼顾人群需求特征和空间潜力挖掘，优化其空间布局和功能构成。一是根据不同社区的人口密度和可建设空间的规模及空间分布特征，形成差异化的邻里中心空间布局模式；二是考虑功能集成的适宜性和可行性，根据不同功能对各类公共服务设施进行主题式分类，社区可根据自身需求特点对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分类集成配置，依托功能混合来增强公共服务的黏性、提升土地利用效率、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三是加强公共空间与公共服务功能的融合，由于居民在享受社区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其聚集也使得邻里中心成为社区公共生活的重要场所，需加强邻里中心的功能融合和场所营造，将邻里中心的公共空间属性与公共服务功能进行充分融合，打造社区活力中心。

3.4　以明确的规划传导和建设要求来提升设施的落地性

在专项规划中明确独立占地邻里中心的用地四至范围以及最小建筑面积、功能构成、最小面积要求等控制要求，明确非独立占地邻里中心和邻里中心外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在各地块的布点及建筑面积要求；明确专项规划中需要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内容，涉及调整变更、土地使用性质、控制指标和配套设施要求的，通过调整控制性详细规划并在出让(划拨)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中予以落实；统筹制定未来社区创建、老旧小区改造和邻里中心建设计划，提出分阶段建设目标，保障建设项目的落地。

4　杭州富阳区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规划实践

4.1　区域概况

富阳区地处杭州都市区西南部，通过地铁6号线连接杭州主城区。作为《富春山居图》实景地，富阳区自古有“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之美誉。近年来，随着都市区网络的延伸，富阳区从一个普通县城逐渐转变为一个由原有老城区与都市区人口、产业外溢形成的新城和工业区拼贴而成的复杂城市集合。本文选择包含富阳区5个街道和4个镇的城镇开发边界范围作为研究区域，其现状城镇常住人口为58.4万人，远期服务人口约为90万人。

4.2　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困境

4.2.1　邻里中心发育处于初级阶段，功能集成度不高

采用核密度分析法对邻里中心空间分布特征进行识别，发现邻里中心空间分布呈现3种类型：①以富春街道鹳山社区为代表的“成熟型”，现状服务设施集聚程度高、类型丰富，已经形成功能较为完整的邻里中心；②以富春街道文采社区为代表的“成长型”，现状服务设施集聚程度较高，邻里中心初具雏形，但并未完全集聚于同一个地块，且类型不够丰富；③以银湖街道硅谷社区为代表的“萌芽型”，现状服务设施较为分散、类型较少，尚未达到邻里中心的标准。

4.2.2　社区发展阶段不同，可建设空间挖掘难度大

在存量时代，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方式逐渐从以规划新建为主转向增存结合，以此来增加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

富阳区的各类社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潜力空间规模差异大。老城区以老旧社区为主，开放式小区占比高，物业服务覆盖度低，设施短板突出，可供植入公共服务设施的潜力空间小且分散，很难满足相关标准规范提出的设施规模要求。银湖、富春湾等新区处在开发初期和中期，现状社区多为过渡形态，随着开发建设进程的推进，社区边界有待进一步优化重组。部分过渡形态的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滞后于城市发展速度，如彩虹社区面积为146 hm²，现状人口为4 657人，但随着5家新楼盘的密集交付和居民的入住，短期内人口将上升至15 000人，其公共服务面临较大挑战。

4.3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优化路径

4.3.1　摸清家底，理清富阳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需特征

(1)不同社区的人口密度差异大，与生活圈配置标准产生偏离

根据《标准》所设定的居住人口和服务半径要求，15分钟生活圈的人口密度为159～318人/hm²。富阳老城区人口密集，富春街道的社区人口密度大多为110～250人/hm²，基本与《标准》的设定相吻合。但银湖街道和东洲街道作为杭州近郊传统的低密度居住区，人口密度仅有10人/hm²，远低于《标准》的设定值，无法同时满足生活圈划定的人口和面积要求。

(2)不同社区的人口结构差异大，特色化需求呈现空间分异特征

富阳区外来人口分布较为集中，外来人口构成以产业工人和外卖员、个体户等为主，主要集聚在工业园区及新城附近的城中村，生活轨迹呈现工作、生活“两点一线”特征，对公共交往、文体活动的需求较大。从人口年龄分布上看，老城区和都市近郊银湖街道的老年人比例与婴幼儿比例较高，“隔代亲”现象突出，其中老城区部分社区老年人口占比已高达60％，“一老一小”设施需求较大，供需矛盾突出(图1)。

(3)公共服务满意度类型分异和空间分异特征显著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富阳区在养老服务、就业服务、住房条件、文体活动等方面的需求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老城区普遍存在公共服务设施容量不足的问题，新城区存在公共服务设施使用不便等问题；超过一半的居民与邻居基本没有来往，公共邻里生活场景有待构建。基于各个社区的现状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数据和POI数据对未来社区“九大场景”进行评价，发现整体上老城区的公共服务水平高于新城区和工业区，城市外围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覆盖度相对较低(图2)。

4.3.2　划定生活圈范围，确定邻里中心设施配置策略

(1)以“等时圈”为基础划定生活圈范围

规划以现状社区划分为基础，综合考虑控制性详细规划单元的划分、人口密度、交通方式、居住区类型等要素，以“等时圈”为基础，根据重要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范围对社区范围进行优化。

首先，使用互联网地图开源数据获取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POI数据，通过核密度分析识别公共服务设施集聚情况，研判现状街道、社区邻里中心空间分布特征；其次，调用互联网地图导航接口，获取实时步行所需时间，进而生成“等时圈”。

将公共服务设施POI作为起点，以起点为圆心建立半径为1 200 m、面积为100 m×100 m的格网，根据格网生成N个中心点。以起点为O点，每个格网中心点为D点，依次建立N对从起点到格网中心点的OD关系对，并在GIS中生成N对起点和终点XY坐标。调用互联网地图提供的步行、骑行等导航算法接口，输入N对坐标点，可自动计算出从不同空间点位之间出行所需的时间。使用克里金栅格插值法将获取到的出行时间数据空间化，并将空间化后的数据与本次规划所关注的公共服务设施服务的覆盖范围进行关联，以准确地对可达性相关指标进行量化评价。

在用“等时圈”进行空间单元校核的过程中，需考虑社区单元的完整性，对于形状不规则，被快速路、河流、山体等要素切割的社区，应根据现状自然地理条件、重要线性设施对社区范围进行优化调整。

基于人口密度、人口结构等特征调整生活圈的空间规模，老年人占比较高的老城区，在社区单元划定中优先保障步行和慢行交通可达；城市外围地区优先考虑服务人口达标，综合考虑步行、慢行、车行交通等多种方式，部分外围低密度社区在生活圈范围的划定上可以适当放大。

(2)基于需求差异明确主题式、集群化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指南》和《标准》中均对公共服务设施提出了“应/宜独立占地”“可联合建设(综合设置)”等类型指引。对于可兼容的独立占地公共服务设施，可在其基本功能的基础上集成功能兼容的设施，如可将养老院集成建设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年服务站等养老服务设施。基于公共服务设施的兼容性和未来社区的“九大场景”要求，根据功能类型引导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集群化配置，并将“可联合建设(综合设置)”的设施进一步细分为“一老一小”功能、文体类功能、行政服务类、产业服务类4种类型，根据人群构成特征对公共服务设施进行主题式、集群化配置。

鼓励采用“公共空间+主题功能”的邻里中心集成建设模式，融合形成一个可集聚街道人气的场所，营造广义的公共空间，提高居民的空间认同感。具备条件的街道和社区可以依托轨道交通或公交站点、大型的商业综合体或菜市场、重要的公园绿地配套邻里中心功能。围绕上述公共空间，可根据各个街道/社区的特征，有选择地布局“一老一小”、文体、行政服务、产业服务等4种功能设施，实现有机集聚，构建不同功能主题的邻里中心(表1)。

4.3.3　挖掘潜力空间，明确多元化邻里中心选址布局模式

(1)基于LA模型的邻里中心选址

应用GIS网络分析方法中的LA模型进行邻里中心选址分析。去除不适宜建设地块后，将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有配建要求的行政办公用地、居住用地、商业用地以及通过调研识别出的闲置空间等作为规划邻里中心选址的备选点。将数据输入LA模型，每个社区从备选点地块中确定规划邻里中心的最佳地点(图3)，使得位于最佳地点的规划邻里中心尽可能多地覆盖更多的服务人口(研究中使用覆盖最多的居住用地面积作为判断标准)。

(2)邻里中心的3种布局模式

基于社区人口密度、人群构成、交通条件、可建设空间等因素，形成集中式、街坊式、星月式3类差异化邻里中心布局模式(图4)。

对于集中开发建设空间充足的街道和社区，可将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集成配置，形成集中式邻里中心。这类邻里中心在新开发建设社区中可通过市场化开发项目配建的方式进行配置。这种复合开发模式可以一站式地满足居民多种消费需求，配套设施的集中设置也有利于形成规模效益和互补效应，同时提高了社区活动中心的可识别性，增强了社区归属感，促进了社区繁荣。

对于潜力空间分散的社区，可通过邻里街区的形式，形成街坊式邻里中心。这类邻里中心可围绕公共交通站点、公园或依托支路、步行道有机集聚配套公共服务设施，有利于实现公共空间与公共服务功能的融合及二者的双向赋能，激活社区街道活力，打造活力社区中心，实现社区公共生活的空间延伸。

针对低密度社区以及单一邻里中心面积难以达到标准的社区，可形成星月式(主副式)邻里中心。这类邻里中心通过挖掘国有闲置资产、存量更新局部拆除重建植入等方式，以“一主多副”的方式进行建设。 

4.3.4　校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以规划传导保障设施落地

根据设施功能和空间需求的差异，基于设施的空间整合可行性、空间需求的研究，明确不同层级和类型的邻里中心的基准面积。

一是将街道级邻里中心进一步细分为示范(旗舰)型邻里中心和整合型邻里中心。示范(旗舰)型邻里中心主要设置在空间潜力较大的街道单元中，同时需适当考虑空间分布的均衡性。此类邻里中心从高标准示范的角度出发，严格按照《指南》《标准》要求的设施面积进行建设，同时考虑各个街道单元的特色化需求，其最低建筑面积为6 760 m²。整合型邻里中心主要设置于空间潜力较小的街道单元，此类邻里中心从集成集约的角度出发，可根据地方标准和实际需求，对同类型设施进行整合配置，其最低建筑面积为3 260 m²。

二是对街道、社区两级公共服务设施进行整合配置。在已配置街道级邻里中心的社区中，有7类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可被街道级设施所覆盖，包括社区级的全科诊所、老年服务站、社区食堂、文化活动站、室内健身点、“双创”空间和创客学院，其功能可分别被街道级的卫生服务中心、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健身房、街道级众创空间覆盖，因此在建有街道级邻里中心的社区，无需重复配置这7类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此外，还有6类共1 660 m²(基准面积)的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可在街道级邻里中心中集成配置，包括社区卫生服务站、养育托管点、幸福学堂、共享书房、社区服务大厅和社区议事厅。经过整合后，社区级邻里中心同样可分为引领型和普惠型两类进行差别化配置。

在上述配置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各个生活圈潜力空间的挖掘，明确独立占地邻里中心的四至范围和建设要求以及非独立占地邻里中心的配建要求，并在详细规划中对配建要求进行落实，指导下一步的土地出让和开发建设工作。

5　结束语

“生活圈”概念体现了人居环境营造从“以物质空间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转向。本文以杭州富阳区为例，立足于社区人口分布、人群构成差异带来的需求差异以及可建设潜力空间差异等，通过基于“等时圈”的生活圈划定、设施配置标准的优化和分类集成配置引导，以及邻里中心的布局模式和建设要求细化，对当前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做出了初步应对。

随着公共服务设施需求的精细化和个性化水平的提升，规划层面面对的问题也将越来越复杂。下一步，如何更好地考虑人的行为特征，兼顾公平与效率，营造更具家园感的社区氛围，仍需在规划实践中展开更为深入的探索；如何构建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规—建—管—运”全流程一体化的优化路径，则是政策引导和模式创新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