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城区作为承载中华文化的生命有机体，不仅承担着保护与发展的使命，还面临着传统风貌特色亟待强化、社区生活环境急需改善、整体景观环境有待提升等问题。以太原府城城市设计为例，以“历史保护”和“环境提升”两大突破口为破局之道，紧扣历史人文线、社区生活线、景观环境线3条贯通性主线，分别遴选出具有前置性、关键性、高显示度的核心工作和项目抓手，并建立“核心问题—贯通性主线—专题研究—设计干预—基本思路”的城市设计工作路线，以盘活历史城区格局，为太原府城实现“唐风晋韵·锦绣龙城”的美好图景提供核心空间框架和长效导控依据，并为历史街区的活力再生与韧性发展提供普适性示范和参考。

[关键词] 历史城区；城市设计；历史保护；环境提升；太原府城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4)08-0091-10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B

[引文格式] 吴晓，王建国，王承慧，等．历史保护+环境提升：太原府城城市设计路径[J]．规划师，2024(8)：91-100．

0　引　言

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通过的《华盛顿宪章》扩展了历史古迹保护的范畴和内容，重点推出了“历史城区”与“历史地段”等概念，这些概念如今已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应用。其中，对历史城区的界定尤为关键，这一界定强调无论大小，历史城区既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所关联的自然和人工环境。这一界定打破了以往以单体对象为主的孤岛式保护和局部做法，转向更为综合与整体的保护视角。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 50357—2018)则进一步明确历史城区是城镇中能体现其历史发展过程或某一发展时期风貌的地区，涵盖一般通称的古城区和老城区，特指历史范围清楚、格局和风貌保存较为完整、需要保护的地区，其通常也是人类优秀历史文化绵延生长的活态见证和规模化载体。

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迅猛扩张的浪潮中，以城市中心为核心的建设蔓延模式，以及依托历史城区快速的向心式资本积累和功能集聚，成为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众多历史文化名城共有的经历。除了那些发展相对缓慢和规模较小的城市(如大理、平遥、兴城等历史空间和传统格局保存较好的城市，以及县级及以下城市)，许多城市的历史城区都经历了一个空间形态变高变密、容积率急剧提升和意象感知异质性增强的阶段，尤其是伴随着道路拓宽与交通可达性的大幅提升，大规模的建设项目与高强度的拆建活动接踵而至，这不仅仅深刻改变了历史城区的空间尺度，更对人们的认知意象造成了巨大冲击，历史城区形态感知的颗粒度不断增加。在这一长期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我国许多历史城区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历史资源碎片化，缺少可感知的历史空间意象，传统风貌特色的辨识度亟待强化。除了纳入既有法定保护体系的历史文化资源(如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被用作文博类场馆，经济浪潮冲击下的历史城区由于历史保护和规划建设的背离，留存下来更多是日趋衰败的各类遗存、残缺湮灭的历史地标、难以感知的传统街巷和公共空间，乃至历史文化信息片段化和模糊化的传统格局，文化传承濒于断裂。因此，需要通过对历史资源进行发掘和保护、系统性整合与彰显，重塑并强化公众对历史城区传统风貌和价值特色的整体性认识。

二是居住用地占比偏高，人口构成复杂，老旧社区的生活环境亟待改善。历史城区大片居住用地的维系往往是以各时期居住型遗存的衰亡和高强度、高密度住区的插建为表征的，这不仅在社区风貌上催生了历史性痕迹拼贴后的年轮感，还在人口构成上呈现出低收入家庭集聚、外来人口流入、人口密度居高不下和社会空间分异的常态，与之呼应的则是狭小拥挤的人均居住用地、难以满足现代生活刚需的基础设施和缺乏维护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空间有限的公共绿地与活动场地、不甚理想的居住质量及环境条件等，其中居住型历史地段更是留下了一批低效利用甚至长期弃置的遗存。这一切都需要通过老旧社区的更新加以干预和改善(尤其是针对居住型历史地段的审慎评估及分类施策)，打破其在空间、社会、经济上的孤岛困境和洼地效应。

三是空间形态无序，公园绿地缺乏，整体景观环境品质亟待提升。历史城区普遍陷入了建设高度缺乏管控、整体风貌破碎、地域特色不显等困境，且整体偏低的绿地率和近于饱和的建设容量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空间环境的良莠不齐与活力不足，急需通过存量挖潜、质量改善、空间形态的系统性建构与风貌分区的多要素、多方式导控来整体提升历史城区的景观风貌和空间环境。

因此，本文将重点研讨的一项关键议题：是否可以通过城市设计的技术路径探索来切实应对上述问题？关于这一点，近20年来已有不少学者认识到城市设计对于历史城区可持续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的重要性。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设计被普遍运用于历史城区空间格局、景观环境等的保护与提升。在我国的历史城区，城市设计则主要致力于应对更新再生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矛盾与挑战，既有研究基于类型学理论、触媒理论、织补理论、空间基因理论等基础理论工具，采用静态保护与动态调整相结合的方式，探讨了如何通过城市设计来解决历史城区的特色识别、功能置换、文化传承等现实难题。然而，目前的关联成果仍存在两方面局限：一方面，城市设计过于注重物质空间的形式研究，而忽略了对社会经济、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等综合特征的研究，未能充分展现历史城区特色；另一方面，面对要素复杂、矛盾众多的历史城区，缺乏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城市设计路径会导致工作过程的零散割裂和干预结果的杂乱无章。

基于上述认知，本文尝试构建一整套聚焦历史城区现实问题的设计干预路径，并试图在这一路径下回答和应对一系列挑战：如何从历史城区的繁复制约条件中聚焦核心问题和提取贯通性主线？如何紧扣这些主线确定其突破点和核心工作，实行以抓手盘活全局的织补式设计？面对历史城区的层叠式结构，需要设置哪些专题来破解关键问题？如何据此确立基本思路来推进研讨式的设计干预？如何强化以成果协同管理的实效型设计？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为我国历史城区千头万绪的城市设计工作提供有借鉴意义、行之有效的技术路径。

1 聚焦问题的技术路径

1.1 基础前提：从应保尽保到系统保护

历史城区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源泉和灵魂依托，最初积淀下来的往往是各具价值特色的历史遗存、传统街巷和街坊、公共空间及其交织共构的传统格局。但由于经济浪潮下保护认知的价值偏差以及保护—发展的激烈冲突，有不少历史资源和传统要素残缺散落于杂乱衰败的现实场景中，最终沦为湮没于高层林立、年代混杂的居住区和各类企事业单位大院之间的“沧海一粟”。

鉴于此，历史城区的规划设计必须将保护优先确立为首要前提和基线，只是在不同的尺度上，保护的做法应有所差异。其中：对于历史城区散存的、单体层面的有限历史资源及其周边环境，须强调以严苛的标准应保尽保，为后人留下尽可能多的历史见证；对于整个历史城区这一大尺度，系统保护则成为更为适宜的策略选择，这是因为长期以来空间格局的相对稳定性和资源要素跨时域变迁的并存和层叠，已共同筑就了历史城区带有显著时空异质性的整体形态，若盲目追求整体保护，忽视这种分化特征，恐将陷入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那么，如何从单体层面的应保尽保迈向城区层面的系统保护？关键在于，在妥善保护各类历史资源的基础上，对历史城区的街巷体系、公共空间、历史地标、传统格局等进行系统性的重述、重构和重现，同时辅以积极正向的设计引导和场所营造，引导公众通过关键性、结构性且能清晰认知历史脉络的城市意象，形成对历史城区的全新整体性认识。这一思路不仅对于历史城区传统格局的再现具有结构性意义，还蕴含了积极创造的当代价值。

1.2 均衡策略：从保护优先到积极创造

历史城区传统格局的再现或是历史文化景观的再生都并非追求单纯的复古。同样，强调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优先也并非排斥对其积极合理的活化利用。面对历史城区不可规避的兴衰涨落和新陈代谢，如何在保护和发展的目标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点，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规划设计唯有通过与项目抓手相结合的科学、谨慎、有序的积极创造，“凝结”历史和“重启”未来，才有可能跨越从应然到实然的鸿沟，实现历史城区在当代的活力再生和代际有序的韧性发展。

在这一积极创造的过程中，城市设计能够通过其独特的“起承转合”策略发挥关键作用：起始于历史保护，承接文化传承，转向“人民城市”的时代要求，最终整合多元目标而达成和谐统一。例如，针对历史城区的整体格局，关键是要重塑有历史依据、可感知与可识别的历史地标和场所精神(如修缮甚至重建钟鼓楼)，以此为核心，协调周边各类遗存、街巷、街坊布局，重现和凸显传统格局的核心骨架，并依托城区的传统街巷体系来组织和营造承载历史文化体验的公共空间及特定场所(如串接历史资源、公园绿地的文道系统)。又如，针对生活条件较差但存留历史记忆的连片民居(如居住型历史地段)，则需通过现场调研、历史考据和考现学研究，记录、评估和确定承载价值特色的保护对象及空间要素，再通过因地制宜的差异化路径实现社区营建与历史资源利用、居民生活组织、环境设施提升的有机结合，提升当地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3 工作路线：从核心问题到项目抓手

面对历史城区的诸多制约条件和庞杂因素，如何积极创造才能规避目标的贪大求全和实践的大拆大建从而聚焦其核心问题？通过审视历史城区普遍存在的核心问题(涉及传统风貌特色、社区生活环境、整体景观环境等)发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在于，近几十年来，历史城区的变迁不断削弱了人们对于该区域文化整体性的认识。这种变迁虽有其一定的历史发展必然性，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历史城区管控的经济导向和文化失范，以及对“历史文化价值+人居环境场所意义”这一双重属性的科学认识不足。

基于这一认知和判断，历史城区的城市设计不妨选择“历史保护”和“环境提升”两大突破口作为破局之道——前者涉及多元历史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彰显，以及其在当代条件下系统性的重述、重构与重现，后者则涉及社区基层生活环境的改善和城区整体景观环境的提升。为实现历史保护和环境提升，历史城区的城市设计可确立3条贯通性主线——历史人文线、社区生活线、景观环境线，每条主线下均根据关键问题设立研究专题，根据专题结论指引设计干预，再根据干预方向确定基本思路。在此过程中，应审慎优选和重点推进具有前置性、关键性、高显示度的核心工作和项目抓手。因此，可确立有限目标下“核心问题—贯通性主线—专题研究—设计干预—基本思路”的整套工作路线，它不仅是解锁历史城区发展难题的有效工具链，还是指导城市设计实践的技术框架(图1)。

2 历史保护+环境提升：太原府城城市设计探索

“崇墉雉堞，壮丽甲天下”的太原府城，无论是从规格还是从规模看，都曾是举国一流之城池，经由宋、明、清太原府城的迭代累进，到民国时期已大致形成了“三个太原”相层叠的特殊嵌合结构。这里既汇集了具有一定历史资源的历史地段、井字形通道和丁字路^①，又交织着不同年代、不同格局的住区宅院，以及众多亟待改善居住条件的居住型遗存，还有自宋代起便是车水马龙繁华商市的钟楼街、帽儿巷、桥头街等，加之各类学校、寺庙和公园绿地，共同构成了太原融居住生活、商业服务、市民休闲、文化教育、宗教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核心片区，也奠定了太原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骨架和底蕴。

聚焦占地9.6 km²的太原府城，通过大量的历史研究发现，尽管时空坐标下太原府城有其鲜明的价值特色，但现实情境中却面临诸多因素和复杂条件的制约与挑战。在过去的粗放拓展阶段，其一方面成为太原城市向心式资本积累与功能集聚的重要支撑，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史城区常见的困境之中，具体表现为传统风貌特色的淡化、社区生活环境的退化及整体景观环境的受损等。那么，如何高效切入纷繁复杂的太原府城城市设计工作？太原府城保护与改造再生、“重启”未来活力的关键切入点又何在？根据上文所建立的技术路径，需紧扣“历史人文线—社区生活线—景观环境线”3条贯通性主线，有重点、有策略地遴选和确定太原府城城市设计的核心工作和项目抓手(如某一典型地段或重点子系统)。随后，依循“核心问题—贯通性主线—专题研究—设计干预—基本思路”的工作路线，通过“以点带面”的策略，迅速而有效地盘活历史城区的整体格局。

2.1 历史人文线

2.1.1 探源溯流：厘清太原府城的演进脉络和传统格局

一方面，基于对太原府城2 500年来历史定位和空间演进脉络的多方溯源、考据和梳理(包括早期的唐明镇雏形、宋代立城之基、明代扩张之势，直至清代的延续与繁荣等)，通过对历史信息的叠加分析揭示太原府城文脉的传承线索和价值底座，发现其不仅地位显赫、规模宏大，还是北方层叠型历史城区的典型代表(位列全国府城第六)^②。另一方面，通过对太原府城空间结构(包含城墙、道路、水系等)以及功能分区、街巷院落等特色要素的多维解析，确认了钟鼓楼作为太原府城精神地标的至高无上地位，并发掘出太原府城典型的传统格局：坐拥“三山环抱、水城相依”的自然环境；展现“双轴统领、丁字主路”的空间结构；融合“军事重镇与崇文兴商”的功能分区；具有“丰字街巷、四合窄院”的片状基底。这一系列的专题研究，不仅为太原府城的价值特色研判、历史要素延续和传统格局彰显提供了重要平台和依据，还让人们对历史城区自身演进的动态性和新陈代谢的成长性有了客观认知。在城市设计实践中，这些研究成果被转化为“岁月留痕”与“旧颜新貌”和谐共生的辩证处理方式，实现了历史与现代在空间上的精妙拼贴与层叠。

2.1.2 晨钟暮鼓：重塑太原府城的历史地标和核心骨架

基于上述历史研究，重绘和重述(Re-mapping & Re-interpretation)太原府城的历史层叠结构。首先，在“点”上，基于严格考据重建钟楼与鼓楼^③，重塑可感知、可识别的历史地标，并与唱经楼三足鼎立、遥相呼应地重现和定义府城的核心界域；其次，在“线”上，针对繁华的传统商业街(钟楼街、帽儿巷)，通过立面的分类改造(如修复、拆建等)整饬和恢复沿街传统风貌；最后，在周边的“面”上，对于靴巷、二市场巷、南仓巷等传统街坊，采取延续(如不可移动文物、院落肌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活化(如街巷体系和公共空间)、提升(如街坊环境)相结合的改造策略。通过上述在历史保护视野下的挖掘、展示、利用、显亮等手段，即可重构太原府城格局相对完整的“晨钟暮鼓+十字街”的宋城核心骨架和经典历史空间意象，有效提升城区历史风貌特色的辨识度。

2.1.3 以意焕城：营造太原府城的文道系统和场所精神

依托太原府城的层叠结构和现存的历史资源、传统街巷，遵循“提取反映府城各时期传统格局的道路—延用历史悠久的传统街巷—串接重要历史资源和公园绿地”的思路，在府城中南部交织整合和连缀规划了长达17 km、承载府城历史文化核心体验和主流感知的文道系统(图2)。在此基础上，从断面形式与沿街界面两个维度出发，为文道制定分类优化策略(表1)，具体通过多元菜单组合的弹性模式(包括“优绿”与“补绿”的a类菜单、小品设施设计的b类菜单和地面铺装设计的c类菜单)以及推荐的系列图样示例来引导不同类型(历史风貌型、现代商业型、现代居住型、滨水休闲型)文道的改造及其沿线公共空间的塑造。值得一提的是，杏花岭区的文道作为示范段，已根据上述策略完成相关改造和建设，目前使用效果良好。这一成功案例表明，通过有特征、有意义、可感知的场所营造，文道有望成为构建、强化和体验太原府城历史空间意象的关键要素之一。

2.2 社区生活线

2.2.1 以评定策：摸查太原府城的居住型遗存和重点对象

根据太原府城居住用地分类调查数据(尤其是3类居住用地)、地籍图中 1980年以前的建筑产权信息、登录的历史住房和居住型历史地段信息，同时比对1967年影像图与现状城市肌理，经全面梳理和摸查后，可将太原府城的居住型遗存划分为3类：历史文化街区中的A类遗存、历史风貌区中的B类遗存、其他地段中的C类遗存。在此基础上，构建包括价值特色、居住环境、管理水平等相关维度变量在内的居住型遗存评估体系^④(图3)，进而对太原府城的居住型遗存进行评估并划分为6类(图4)。以此为依据，从中选取价值特色很好、空间布局集聚、居住环境很差、管理状况较差的第2类社区作为更新的重点对象，并为之制定差异化的更新策略：永兴路、坝陵北街将着重打造怡乐安康的居住环境；南华门、教场力图实现宜居宜游的双重目标；靴巷、钟楼街将深挖市井人文特色；机械制造厂区域则注重保留并彰显人民建筑的独特魅力。这些策略不仅为下一步老旧社区的示范性更新提供了分类施策的依据，还强调了在更新过程中应尽量留下原住民，并保护其参与生活空间改造的话语权，以此维系居住型遗存所承载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社区活力。

2.2.2 三重结合：优化太原府城的社区生活圈和活力空间

首先，根据社区人口数量、行政边界和交通路网，将太原府城划分为10个10分钟社区生活圈。其次，从这些生活圈中提取行政、文化、教育、商业、医疗等7类与社区公共服务强关联的设施POI数据，并进行加权赋分，再运用莫兰指数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来识别太原府城社区活力的事实集聚空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筛选出需要重点优化的生活圈(基本为太原府城北部和西部设施不足、特色不足或是整合不足的5个生活圈)，通过三重结合(历史资源与社区福祉的结合、道路系统与生活网络的结合、公共设施与活力空间的结合)策略整合，带动整个太原府城社区生活圈的优化，进而生成“五一柳巷串南北，钟楼杏花织城南；古时商市今续荣，近现遗迹再添华；龙潭文瀛西水绕，府城无日不悠悠”的活力空间结构(图5)。

2.2.3 向善而治：示范太原府城的社区更新和民居再生

根据上述专题研究，遴选永兴路和坝陵北街居住型历史地段，作为太原府城破解民生难题、推动社区更新的项目抓手和典型样板。首先，设定干预底线，即通过价值判定、历史考据、现状调研和民意调查，记录、评估和确定承载价值特色的保护对象和空间要素，涵盖与城市格局的关系、街巷肌理和历史断面、界面风貌、院落格局、不可移动文物、古树名木等。其次，明确设计策略，具体包括：一是基于生活圈构建的“居住+”功能提升，旨在营造怡乐安康的生活环境；二是实施用途引导下的活化利用，强调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特别是建议从公房入手，并优先考虑增设(准)公益性设施，以弥补现有设施的不足；三是根据产权结构制定综合支持条件，如将居民的居留意愿与保护责任相关联，并建立健全居民参与机制。最后，建立操作路径(图6)，按照“外围机会地块带动—内部针灸式提升—街巷肌理和公共空间优化—腾退腾挪立制—风貌增强”的大体序列展开更新设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动危旧民居改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建、公共空间完善和生活圈优化，从而增加居民的可获得感。

2.3 景观环境线

2.3.1 高度区划：加强太原府城的整体形态和风貌导控

以GIS数字技术平台为依托，根据太原府城的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特点，遴选用地性质、交通可达性、生态敏感性、中心体系、土地价格等基础因子展开单因子评估，并叠加生成太原府城理想的高度分区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纳入现状改造难度、活力POI大数据、景观视廊、历史资源保护等修正因子，对上述理想模型进行二次优化，生成最终可行、可控的高度区划结果。与此同时，对太原府城的建筑风貌(包括色彩与风格)进行系统性引导，通过“划分特色片区—提取现状像元—判定规划方向—形成初步谱系—多方二次修正—推荐最终谱系”这一系列严谨步骤，不仅为城市各区域提供了“主色调+辅色调+屋顶色”的分区推荐色谱，还形成了“主要风格+点缀风格”的分类编码谱系。这些专题的展开，均有助于共同提升历史城区的整体形态和景观风貌。

2.3.2 “优绿”与“补绿”：完善太原府城的开放空间和绿地系统

针对太原府城绿地总量偏少的现实问题，采取织补式设计与针灸式干预相结合的策略来“优绿”与“补绿”。一方面，为提升绿地质量，依托现有的公园、水系等自然生态资源，实施“优绿”行动，以充分发挥其生态效益；另一方面，充分挖潜太原府城内的低效用地和消极空间，通过置换方式“补绿”，采取多元手段(如地铁站点绿地增补、道路绿化增补、历史资源点绿地增补、未出让地块绿地增补等)来增加绿地面积并提升绿化效率。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使绿地率相比于现状提高了1/2左右，还确立了太原府城“一带、两环、三轴、多节点、多片区”的开放空间和绿地结构(图7)。在此基础上，对城西滨水绿地进行重点整治，不仅聚焦于功能结构的优化升级，还创新性地采用分段、分类、分要素的“工具箱”式引导方法。特别是对于由北到南的5段岸线，提取了路径、景观要素、滨水建筑、标识系统4类关键要素，并围绕这些要素打包建立了包括12套干预手段在内的“工具箱”(表2)，通过有针对性地组合运用这些工具，实现了具体措施的精准落地，也进一步示例和验证了在历史城区实施“优绿”“补绿”策略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2.3.3 成果传导：编制太原府城的风貌分区设计导则

根据景观风貌和功能定位，将太原府城划分为6个风貌片区，并构建包含5大板块的导控框架。这5大板块涉及“历史文化保护与彰显”(包括传统格局、历史保护区划、文道系统、地方性社区生活体系等)、“绿地风貌引导”(包括公园绿地控制和重要绿地导控)、“环境风貌引导”(包括建筑高度和风貌导控、重要节点导控等)、“街道风貌引导”(包括道路体系、典型街道导控、断面导引等)、“滨水风貌引导”(包括滨水分段导控、断面导引等)”。此框架在于集成、转译和落实上述专题研究和设计干预的重要结论与成果。同时，针对各个风貌片区，分别编制详细的设计导则，并确保其与控规(代码为KG)、专项规划(代码为ZX)等的相关要求紧密衔接、相互融合(表3，表4)。针对关键要素，主要采取菜单式和模块化表达，并提供明晰扼要的导控要点及其图解。导控方式则分为“控制”和“引导”两类：“控制”类属于刚性管控范畴，必须纳入专项规划与控规之中；“引导”类则更具弹性与选择性，可根据地方规划管理与审批的具体需求，灵活衔接相关规划。这样不仅有助于通过相关法定规划的编制来加强成果传导，还可以提升成果与管理相衔接的实操性。

3 结束语

针对历史城区在传统风貌特色、社区生活环境、整体景观环境等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文以太原府城城市设计为例，重点研讨了如何通过创新城市设计的技术路径来破解上述问题。在“以点带面”盘活历史城区格局、惠泽百姓和焕新形象的同时，有望为太原府城实现“唐风晋韵·锦绣龙城”的美好图景提供核心空间框架和长效导控依据。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设计往往要应对多方面的挑战，但同时也可从中获取若干启示，具体如下：

一是在总体思路方面，面对空间杂糅、要素复杂、矛盾众多的历史城区，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妨选择“历史保护”和“环境提升”作为突破口，紧扣历史人文线、社区生活线、景观环境线3条贯通性主线，通过审慎遴选具有前置性、关键性、高显示度的核心工作和项目抓手，建立“核心问题—贯通性主线—专题研究—设计干预—基本思路”的城市设计工作路线。

二是在项目抓手方面，每条主线下均可考虑确立“以关键问题设立研究专题—以专题结论指引设计干预—以干预方向确定基本思路”的总体推导逻辑，尤其是在以往城市设计“现状分析—设计干预”的工作链条之间补嵌的“专题研究”一环，更需要基于历史城区的特殊条件和复杂制约下关键问题的凝练而针对性设置。建议设置涵盖但不限于历史沿革、传统格局、社区营建、高度导控、建筑风貌等方面的专题，从而为城市设计干预提供先导依据和必要基础。

三是在历史保护方面，作为历史城区设计的首要前提和基线，在项目的遴选上可以尝试与科学、谨慎、有序的积极创造相结合，这就涉及多元历史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彰显，以及其在当代条件下系统性的重述、重构与重现。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关注如晨钟暮鼓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地标与核心骨架的重述，通过现代设计手法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使之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另一方面，特色文道规划作为另一重要举措，旨在通过深入梳理历史文化资源、厘清总体保护结构与层次，同时结合传统城市格局、历史年代脉络及资源间的内在联系，建构整个慢行体系，并为之提供分类优化的引导和策略。

四是在环境提升方面，主要聚焦于社区基层生活环境的改善和城区整体景观环境的提升。其中，对于社区生活线而言，尤其需要以人民为中心，以织补式设计和针灸式干预为手段，从社区活力空间研判到社区生活圈优化，探究“社区福祉+历史文化资源”以及多元协同治理体系建构的有效路径，以此来增加老百姓的可获得感和幸福感。

五是在技术创新方面，历史城区城市设计除了要以严谨的史学探究为基础、以传统的“空间感知”为手段，还可以引入各类数字平台和多元计量技术，如以MORAN指数识别社区活力空间、以GIS技术导控府城高度分区、以空间句法评估路网调整成效、以envi-met软件模拟和比较改造前后的微气候等，以确保工具的创新性和成果的合理化。

(本文所涉项目的主持人为王建国院士，专项技术负责人包括吴晓、王承慧、陈薇、孙晓倩、褚旭东等，其他参与人员还有吉倩妘、刘思佳、陈兴、张皓翔、杜瑢、周晓穗、刘思利、王天为、陈麓西、张雅楠、陈子轩、朱悦华、靳波、胡洁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　释】

①据调研统计，目前太原府城拥有2处历史文化街区、8处历史文化风貌区、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0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1处文物单位、21处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和34处历史建筑等。

②今日太原府城的格局主要奠定于明代，万历《太原府志·城池》曾记载：“国朝洪武九年，永平侯谢成，因旧城展筑东、南、北三面”。从府城规模及城门数量来看，当时的太原府城是中原地区仅次于应天府、凤阳府和顺天府(京师所在府治)之所在，即使在全国范围内与北直隶、南直隶、山西、河南、江西、湖广等六行省的63座府城对比，也能位列第六，其恢宏显赫的历史地位可见一斑。

③据《重修鼓楼记》(嘉庆二年)、《阳曲县志》(清道光)等文献典籍和历史照片考据与推断：历史上鼓楼位于帽儿巷与鼓楼街交叉口，城台高度约为12 m，总高度约为34 m，城台东西长54 m，南北长32 m；钟楼曾位于二市场巷泰山庙与钟楼街交叉口南侧，尺寸参考形制相近的大同钟楼，台基约为19 m见方，楼高约20 m(皆不计城台)。

④关于太原府城居住型遗存评估体系的构建依据、使用过程及其具体结论，可参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