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析黄土高原河谷城镇独特的城乡关系与发展困境，认为川道与次沟空间结构一体化、功能结构差异化发展是振兴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重要突破口，由此提出“川—沟”融合单元的概念内涵与划定方法。以榆林市绥德县为例，打破镇域行政边界和小流域镇村体系，基于川道城镇和次沟乡镇的空间关联关系划定10个融合单元，并从用地形态结构、产业经济地理、服务设施配置等方面对融合单元的空间构型、功能类型和服务水平进行剖析，探讨川道与次沟协同视角下以融合单元为抓手推动黄土高原河谷城镇高效发展和管控治理的新路径。

[关键词] “川—沟”融合单元；城乡发展路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河谷城镇；榆林市绥德县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4)07-0104-08

[中图分类号] TU982.29

[文献标识码] B

[引文格式] 田达睿，卫雨欣，白钰，等．黄土高原河谷城镇“川—沟”融合单元发展路径研究[J]．规划师，2024(7)：104-111．

0　引　言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城乡发展问题具有世界层面的独特性，也是我国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难点地区。在广袤的黄土高原，枝状伸展的多级流域孕育出县城、建制镇、中心村、基层村等多级河谷聚落，但随着城乡要素和资源向城市流动集聚以及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丘陵沟壑区城乡用地分散、产业发展乏力、服务设施失配、农户流失、农地抛荒、社会主体老弱化等现实问题愈发凸显，而实践表明仅依靠迁村并点、生态移民等措施并不足以解决其人居发展难题。

随着我国城乡关系逐渐从以城带乡转向城乡融合，县域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可有效打破城乡壁垒，这为黄土高原城乡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当前国内正在探索的“单元式”发展理念，从河谷城镇城乡空间体系的调整优化和资源要素的有效整合入手，探寻新时期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县镇村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与新模式。

1　黄土高原河谷城镇的城乡二元问题与发展困境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是由地表径流侵蚀作用形成的地貌系统，逐级汇流的树枝状水系形成了由川道、次沟、支毛沟等不同等级流域构成的河谷体系。千百年来，黄土高原河谷城镇在川道及其两侧的次沟流域内沿河而生、依坡而立，在复杂的沟壑环境中发展。在黄土高原城乡发展初期，由于丘陵沟壑地形的限制、乡镇行政区划的分割，川道与次沟中的人居点较为孤立，人口流动及社会经济交流很少。随着河谷中道路交通的发展，川道与次沟间的联系开始增多，位于川道的城镇持续扩张并与次沟中的镇、村、企等建设用地逐渐粘连，城镇边缘区的雏形开始显现，并形成了独特的城乡二元关系。

1.1　“重川轻沟”的资源配置模式制约了丘陵沟壑区的发展

一直以来，河谷城镇的开发建设侧重于川道，次沟中的资源利用未被重视，导致川道城镇的人地矛盾和环境压力凸显，次沟中的人居营建、产业发展、社会投资缺乏热度，丘陵沟壑区川、沟发展失衡。以设施配置为例，川道与次沟中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布局极不均衡，各类高等级、高标准的城镇设施均集中于川道，次沟的设施服务水平与可达性都无法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在统计的绥德县10条次沟流域中，5 min可达幼儿园、幸福院的居民点比例仅为9.6%和1.4%，15 min可达小学、卫生院、养老中心的居民点比例仅为23.3%、36.9%和16.4%。

1.2　“就地论地”的孤立视角形成了分散低效的产业布局

河谷城镇拥有矿产、林、田等丰富的产业资源，但次沟中乡镇建设与产业发展缺乏体系化的统筹布局和科学指引，尤其是位于次沟前段、靠近县城的村镇在自主招商引资、企业选址落户上存在较强的竞争关系，导致河谷城镇的产业要素呈点状分散分布，这种个体独立的产业发展模式难以发挥集约化效应，更无法带动周边或区域整体发展。此外，次沟中的耕地从河流阶地到梁峁顶部呈竖向碎片化分布，由于耕作半径大，土地撂荒现象普遍，仅从微观尺度考虑“农—居”关系很难改变低效的务农现状，如果从河谷整体格局着手进行农田管控与调整，则有助于实现农业规模化发展。

1.3　“外溢回波”效应阻碍了丘陵沟壑区乡村就地城镇化进程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县域城镇化存在明显的“外溢回波”效应，位于川道的城镇中心持续从周边次沟流域吸引人口和资源要素，如汇流一般形成单向城镇化过程，不仅突破了川道的环境承载力上限，更加剧了次沟宅基地、农用地、服务设施的荒废以及区域活力的衰退，一些刚萌芽的新经济业态发展动力不足，生态维育和农业生产亦面临较大压力。因此，河谷城镇难以复制“大量郊区乡村向县城转移”的传统城镇化模式，应通过优化乡村经济社会结构、改善生产生活方式、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推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乡村就地城镇化。

2　黄土高原河谷城镇“川—沟”融合单元的概念与划定

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复杂环境的影响，平原地区的城乡空间体系与发展模式难以有效解决河谷城镇发展不均衡、不集约、不高效等难题，构建川道与次沟并重、流域统筹协调的丘陵沟壑区城乡空间格局成为破题关键。

2.1　融合发展单元的实践探索

融合发展单元是近年来在城乡统筹、乡村振兴等战略引领下产生的编制、管理和建设新模式，成都市、宁波市、武汉市等城市开展了不同类型融合单元的实践探索，在尺度、功能、构成上各具特点。一些实践注重跨镇的资源整合，如成都基于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将多个镇合并为“城乡融合发展单元”，宁波市以县域为载体提出整合人、地、业等多要素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单元”；有的实践则强调某一特定要素或功能的强关联，如武汉市基于农业和生态资源禀赋针对非集中建设区划定“田园功能区”基本单元，以及促进产村融合的“微小产居单元”。综合而言，构建融合发展单元的基本逻辑可归纳为两点：一是打破城乡行政界域的资源高效配置和功能统筹发展逻辑；二是面向实施、覆盖全域全要素的传导式空间管控与治理逻辑。当前，融合发展单元的研究和实践还处在探索阶段，在单元分类、划定方法和发展路径上仍需地域性的实践创新。

2.2　河谷城镇“川—沟”融合单元的构想

借鉴“单元式”规划理论和实践经验，本文提出构建“川—沟”融合单元以应对黄土高原河谷城镇的问题与困境。其核心思想是根据川道与次沟的地理关系、道路交通联系及城乡用地布局等，将川道中发展水平较高的城镇空间和次沟中与之存在紧密联系的乡镇空间“配对”，形成“川道城镇+次沟乡镇”协同发展的共同体，通过在单元内推动产业分工协作、组织生产生活服务、优化人居空间环境，重新嫁接川道与次沟的社会经济关系，落实“乡镇规划连片编制、集群发展”的政策思路。其本质是从区域利益统筹和发展权平衡角度出发，搭建川、沟一体化的工作平台，促进川道与次沟间城乡要素双向流通，使次沟流域有力承接川道城镇功能的外溢与辐射，使当地农民就地就业并能享受城镇生活福利。

2.3　河谷城镇“川—沟”融合单元的划定方法

以川道城镇为支点、以次沟村镇发展水平及川道城镇与次沟村镇的时空间联系强度为支撑，建立“点群分级—点轴链接—统筹分区”的单元划定方法，即以社区街道、行政村等为最小单位，对城乡居民点的建设发展程度进行量化表征、分级并形成体系，进而构建川道与次沟居民点间的空间引力关系，依此统筹划定“川—沟”融合单元分区。

首先，综合发展规模是衡量一个地区是否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重要指标。为了综合反映丘陵沟壑区居民点的发展规模、建设程度与经济情况，选取人口密度、建设用地面积、开发强度、地区生产总值、夜间灯光亮度等指标作为评价因子，利用层次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加权计算得到各社区街道、行政村的综合发展规模水平，并基于城乡居民点等级体系初步遴选出川道和次沟中的重要节点。

其次，居民点间的空间临近性与联系强度是划定单元范围的重要依据。借助时间成本栅格法和修正的引力模型，采用城乡居民点综合发展规模指数、居民点间最小时间成本距离等因子计算川道与次沟居民点间的空间引力值，利用居民点总引力值和最大引力连接线数目反映不同居民点间的联系强度以及居民点对其他居民点的综合影响力。基于此，将空间联系较强的相邻街道、相近村镇分别聚合为城区核心和村镇核心。具体公式如下所示。

最后，结合城区和周边村镇的优势能级及这些核心节点之间的引力连接特征，识别川道城镇与次沟村镇聚落之间“中心+腹地”的辐射联动范围，综合分析川道与次沟的地理关系、城区和村镇的匹配关系以及次沟的资源禀赋差异，确定“川—沟”融合单元的边界。

3　“川—沟”融合单元的分型、分类与分级：基于绥德县案例分析

3.1　绥德县“川—沟”融合单元划定

榆林市绥德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县城中心位于无定河与大理河交汇处，周边次沟流域丰富，城乡用地形态具有典型的枝状生长特征。本文基于县城周边居民点至县城中心的可达性分析(时间成本设为30 min)，以绥德县城对次沟乡村的辐射范围为研究区边界(图1)。运用公式(1)、(2)计算研究区内95个社区街道、乡村居民点的综合发展规模指数，在无定河与大理河两条川道中确立若干个城镇节点，并根据川道城区与次沟村镇的空间引力在研究区内划定10个“川—沟”融合单元(图2)，形成河谷城镇新型城乡空间关系。研究区东北部的若干村庄因处于次沟末梢，与川道联系的时间成本太高而未被划入单元。

3.2　基于川道、次沟用地形态关联的单元分型

通过分析绥德县各单元的城乡用地在川道和次沟中的构成比例、形态关联及空间结构等特征，归纳出“中心团块分枝”型、“一带多枝”型和“长条单枝”型3种空间形态(图3)。

一些“川—沟”融合单元以川道中团块状集聚的县城区为主体，与邻近次沟中的村镇聚落相连，形成典型的“中心团块分枝”型单元，如龙湾单元、文化路单元等。该类单元在川道内具有较大规模的建设用地和较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及基础设施，其次沟长度较短(2～5 km)，其村镇聚落可便捷地融入县城，实现设施资源共享。

河谷城镇的近郊区多在川道中呈分段式带状分布，村庄或集镇则沿着两侧次沟枝状延伸，二者相连形成“一带多枝”型单元，如五里湾、刘家湾单元等。该类单元中位于川道的城郊用地与县城中心存在一定分离，但仍具有城镇的空间形态特征与设施配置水平，可作为单元中心辐射周边次沟的村镇；该类单元的次沟长度为5～7 km，分布着村庄、企业、设施等建设用地，但与川道的空间关联亟待加强。

“长条单枝”型单元以一条狭长次沟中的村镇群落为主体，川道离县城较远，仅有少量建设用地，如淮宁河单元。该类单元的次沟从沟口至末梢延伸了约10 km，两侧的支毛沟长度约2～5 km。在缺乏城镇建设用地作为辐射节点的情况下，分布于次沟与支毛沟交汇处的乡镇具备一定的发展潜力，可以适度提升这些聚落节点的规模，增配公共服务设施，同时加强单元的首尾联系，进而整合过度松散和破碎化的用地形态结构。

3.3　基于产业资源整合的单元分类

选取农业园区面积、工矿业用地面积、企业数量、旅游资源等级与丰富度等各类产业要素规模作为量化“川—沟”融合单元产业资源禀赋的指标，以此为变量，采用K-均值法进行聚类分析，根据各单元的资源比较优势识别出农业园区型、旅游服务型、工矿企业型、生态维育型和综合发展型5种单元类型。

(1)农业园区型单元。农业园区型单元内耕地资源丰富，但川道与次沟的农业发展条件不同：川道内耕地肥沃且分布集中，具有发展规模化设施农业的优势；次沟内地形复杂，应以绿色种植与加工、农耕体验研学等创新型农业模式为主。二者联动发展，可相互提供设施保障和特色支撑，提高耕地资源利用效率，延伸和优化农业产业链条与结构。例如，朝阳路单元依托裴家峁特色林果、小杂粮等创新现代农业园区，整合川道与次沟中的农业农村用地，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促进了农业生产、加工、休闲体验等多元产业融合。

(2)旅游服务型单元。旅游服务型单元拥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级景区等众多旅游资源点，但因资源分布分散、不成体系，村集体各自为政，文旅产业效益不佳。该类单元可发挥集群优势，通过打造主题性的旅游体系统筹各类景点、设施等要素，按照游览线路配置连通川道与次沟的巴士环线，激活旅游业态。例如，薛家畔单元依托郝家桥景区打造以“红色旅游+干教培训+生态体验+休闲服务”为支撑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旅游示范点。此外，在单元内采取基于集体产权的合作经营，加强镇、村的决策权及融入度，激发农村基层参与单元建设的热情，带动沟壑乡村协同发展。

(3)工矿企业型单元。工矿企业型单元在川道和次沟中均拥有较高比例的二产用地，如位于绥德县城以北的刘家湾单元拥有研究区约30%的二产用地，拥有4家县重点企业，但是存在产业体系薄弱、整体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不高等问题。依托工矿企业型单元可发挥川道与次沟的协同互馈机制：利用川道的区位优势提高县城近郊的仓储物流、集散中心等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与相邻次沟中的采石、雕刻加工或汽修等第二产业联动，在单元内打造稳定的产业体系，从而提升工矿企业型单元的竞争力。

(4)生态维育型单元。生态维育型单元分布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小流域末梢，与川道中的县城联系较弱，且具有地形地貌复杂、道路交通不便、耕地资源稀少等特征。该类单元内人居建设与产业发展程度不高，城乡居民点面临收缩甚至消解的趋势，主要承担着植林护林、维育生态环境等任务，如白家硷单元。

(5)综合发展型单元。综合发展型单元依托县城中心的区位优势具有多元复合的产业要素，除了拥有一定规模的农业、旅游业，还拥有较高发展水平的第三产业，承担着综合性的服务职能。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度不足，产业结构有待完善，应注重促进各类产业资源的创意转化，创新产业运营，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效益与产业附加值。

3.4　基于生活服务便捷的单元分级

利用成本距离函数、成本分配函数等方法表征设施POI点的空间可达性与服务范围，基于格网化数据计算不同单元内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适配指数，反映“川—沟”融合单元的设施配置水平。综合而言，绥德县川道与次沟中卫生设施、教育设施和养老设施的二元性问题最突出。此外，统筹协调、设施共享的融合单元的设施覆盖度和配置效率明显高于分散独立的城乡居民点。但因川沟地形地貌、城乡用地构型、服务设施建设现状等的不同，各单元的设施配置水平也存在差异，按照设施的综合适配指数可将单元分为较成熟、不完善、极度欠缺3个等级(图4)。

(1)设施配置较成熟的单元。县城中心的“川—沟”融合单元具有较高的综合服务水平，川道中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配置种类、数量与等级较完善，因次沟长度较短，沟中居民可便捷使用川道内的各类设施。该类单元在川道辐射次沟、以强带弱方面具有较大优势，规划重点在于提升设施的服务品质。

(2)设施配置不完善的单元。一些“川—沟”融合单元因枝状分散的用地形态难以实现均衡的服务配置，中学、医院等高等级的服务设施服务半径大，可基本满足单元覆盖需求，但小学、卫生院等设施的配置规模、分布情况与过度分散的聚落空间难以匹配，导致这些单元的设施配置存在缺陷。例如，薛家畔单元仍有约25%的居民点缺少小学、刘家湾单元约35%的居民点缺乏养老机构。因此，在这些单元内宜采用中心化与扁平化相结合的设施布局模式。

(3)设施极度欠缺的单元。该类单元与县城中心距离较远，缺乏较高等级的服务设施，加之沿狭长次沟带状蔓延的村镇聚落非常分散，导致单元内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和配置水平整体都很低，如淮宁河单元。在此类单元内可通过分段差异化的方式针对性地配置公共服务设施。

4　黄土高原河谷城镇“川—沟”融合单元的优化路径

通过分析绥德县“川—沟”融合单元的形态分型、产业分类和公共服务分级情况，发现“川—沟”融合单元在用地布局、产业协同和设施优化配置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其巨大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首先，融合单元内川道与次沟间要素流通不畅、联动关系不明的问题较突出，需进一步理清不同单元的城乡用地形态结构与空间体系。其次，融合单元中各类产业存在小、散、弱的特征，因缺乏自上而下的规划统筹和政策供给，尚未围绕单元优势产业构筑规模化和特色化的产业体系，产业融合不足、产业链条不全、村企结合不够。最后，融合单元界定了居、业、游等出行的适宜范围，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尚存，需差异化、精准化配置各类单元中川道与次沟的服务设施。因此，亟待从单元视角优化城乡发展路径。

综合考虑绥德县融合单元的用地形态、产业功能及服务设施等特点，提出“一带多枝+工矿企业”型、“长条单枝+旅游服务”型、“中心团块分枝+农业园区”型等融合单元的空间布局模式(图5～图7)，以更好地促进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城乡融合发展。

4.1　联动“点—轴—环”空间关系，构建高效的单元用地形态与结构

随着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道路网络与公共交通的发展以及机动化出行的普及，在川道与次沟间通勤流动的兼业农户不断增多，机械化耕作又促使低效分散的农户向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转变，河谷城镇孕育着新的人地关系。在此背景下，结合“川—沟”融合单元统筹城乡用地布局和“三生”空间关系愈发紧迫。

平衡集聚的川道建设用地与分散的次沟建设用地在有限的沟壑空间中形成高效的用地形态与结构，是发展“川—沟”融合单元的前提。例如：“一带多枝+工矿企业”型融合单元应强调在川道与次沟交汇处、次沟内的重点村镇地段打造关键节点，相邻次沟中的节点通过盘山路或隧道连通，形成“川沟成环”的结构，充分发挥点轴效应和连通效应，当地居民可选择在川道城镇和次沟聚落中灵活“居业”；“长条单枝+旅游服务”型融合单元应通过土地流转、迁村并点等措施适度撤销支毛沟内的人居点，将次沟内发展较成熟的乡镇培育为可服务于单元的增长点，形成串珠状的轴带延伸结构。

4.2　整合川、沟资源要素，打造各具优势的单元产业体系

根据区域自身优势，锚定主导产业及发展方向，围绕核心节点形成分工协作、互补明确的功能体系，构筑具有协同性和开放性的单元产业发展格局，促进川道与次沟中各类产业资源整合与互动，是“川—沟”融合单元持续发展的动力保障。

通过吸引大型企业入驻打造高能级业态，或引导沟壑乡村挖掘自身价值、培育植根于本土的特色产业，建立主题性的单元产业链条。在此基础上，一些等级较低的乡村产业通过转型，融入一二三产联动互馈的单元产业分工体系，参与高层级分工；次沟中原本分散的聚落空间将向产业空间靠拢，逐渐形成适度集聚、专业化分工、联系紧密的“产居群组”。例如：“中心团块分枝+农业园区”型融合单元在次沟流域农业精细化发展的基础上，围绕“现代农业+”拓展特色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电商物流和乡村旅游等；工矿企业型单元主要承接城镇外溢的石材加工、汽修服务及商贸物流等非农产业，并通过“泛园区”模式促进产业项目的联动。

此外，各融合单元之间也应合作发展，建立跨单元的产业协同组织模式，如培育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特色产业集群，成立经济合作与产业联盟，降低生产成本、深化分工协作、强化优势产业，提升河谷城镇产业的整体竞争力、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4.3　共享川、沟服务设施，组织在地性的单元生活圈

随着川道与次沟间要素流动的增强，单元内公共服务设施的协同配置与共享有助于解决河谷城镇设施“供给总量不足”与“无效供给”的问题。在“川—沟”融合单元中，基于“单元尺度机动化”和“居民点尺度步行化”构建适应丘陵沟壑地貌及其城乡用地构型的带形簇团式生活圈，结合实际需求对两级生活圈服务设施采取“应配”和“选配”的差异化配置策略，有效协调集聚与分散、数量和容量之间的矛盾，形成更为精准、高效的设施配置模式。

一方面，通过提升川道与次沟的道路连通性及公交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沟中居民的机动化出行比例，并完善核心节点的公共服务设施，形成独特的10～15分钟机动车生活圈，在单元内实现高等级设施的便捷共享。例如，在旅游服务型单元中，应根据旅游资源分布情况设置单元综合服务中心，并在该服务中心配置居游一体的现代化服务设施。

另一方面，广袤的次沟流域将持续承担生态维育、农业经济以及必要的乡村生活职能，应为坚守在沟壑中的聚落配置基本生活服务设施。相邻居民点可联合形成一定规模的乡村社区，偏远分散的聚落也可采用“微型社区”形式，根据不同的社会结构与人群需求针对性地选配基础教育设施、卫生站、商店、幸福院等，以留下新型职业农民。

4.4　搭建单元统筹协作平台，辅助城乡规划实施与治理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当前镇村的管理职能较分散，乡村基层建设不足，难以支撑单元化的产业体系分工、设施统筹配置以及现代化治理，需要创新管理组织机制。

首先，“川—沟”融合单元的划定与规划可作为河谷城镇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课题，有效衔接县域层面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战略要求与次沟流域各自发展的差异化诉求，辅助规划传导、承上启下，加强详细规划的可实施性，确保相关规划内容的落实。基于此，以“融合单元图则”为工具，通过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等方式，在单元内推行刚弹结合的精细化管控，盘活次沟中的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有助于挖掘丘陵沟壑区用地潜力，细化基层发展的“精度”。

其次，设立“融合单元管委会”，依托“管委会主导+多主体参与”的创新组织模式协调事权、平衡利益，推进规划实施与治理。管委会主要负责单元内城、镇、村间的公共服务统筹和产业项目协调，推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连片编制，引导镇政府、村委会开展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并推动社会资本参与单元建设。

5　结束语

在我国西部城镇化进程中，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正经历城乡关系的重塑，长期稳定的人居环境面临新的挑战。在这关键时期，重新审视河谷城镇边缘区尤其是次沟的战略价值，突破镇村行政界域，从顶层设计层面培育集群化模式、驱动川道与次沟整体发展，构建流域、县域发展战略向乡镇下沉的路径，必要且迫切。

本文针对当前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城乡发展特征，提出了河谷城镇“川—沟”融合单元的概念和划定方法，以绥德县为例对“川—沟”融合单元的3种空间形态、5种功能类型和3个设施等级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从重塑城乡用地结构、激活产业经济、优化设施要素配置、强化规划实施治理等方面建立“川—沟”一体化发展的路径与模式，协助河谷城镇摆脱资源瓶颈、理顺人地关系及激活内生发展动力。“川—沟”融合单元在理论上打造了介于县域和村镇间的空间尺度，在治理逻辑上形成可与川道县城、次沟村镇互动的协调层级，不仅对流域地区的城乡统筹具有借鉴意义，还为西部复杂环境地域的乡村城镇化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当然，本文所探讨的“川—沟”融合单元仅是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城乡融合的一种思路，而各流域城乡发展阶段、川沟地貌格局、镇村联动范围存在差异，仍需继续完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