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溯亲生物城市主义理论源流的基础上，提出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内涵，通过多个典型案例归纳近年来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实践在“空间的方法—融入自然的规划设计”“功能的方法—经由自然的规划设计”“共生的方法—与自然共享的规划设计”3个主要方向上的进展，并阐述了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控制指标、综合管控和公众参与等治理探索。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条件，从规划与设计观转变、方法应用与创新、规划与设计机制创新3个方面提出融合亲生物城市主义思想提升规划与设计实践的建议。

[关键词] 亲生物城市主义；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源起；实践进展

[文章编号]1006-0022(2024)07-0056-09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陈晓东．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的理论源起和实践进展[J]．规划师，2024(7)：56-64．

0　引　言

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对自然生态的侵蚀不仅带来了环境危机，还使城镇居民的身心健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近年来，一种试图在现代城市环境中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亲生物城市主义越来越受关注，并且被应用于规划设计实践。2013年，“全球亲生物城市网络”建立，至今已有31个国际城市加入该网络^①，亲生物城市逐渐成为一项社会运动。目前，国内已有少量文献从理论引介、指标体系、建设经验等角度展开亲生物城市研究，本文试图阐述其基础理论，并归纳近年来的相关实践方向与进展，以期为城市规划与设计提供参考。

1　理论源起：从亲生物思想到亲生物规划与设计

1.1　亲生物思想的社会生物学源头

“亲生物(Biophilia)”一词由“Bio-”和“philia”组合而成，意思是对生命体和自然世界的热爱。1964年，德国精神分析学家Fromm在探索人的本质时首次提出“亲生物”的概念。1984年，美国社会生物学家Wilson将 “亲生物”定义为“关注生命和类似生命过程的内在倾向” ，认为这是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之间与生俱来的情感联系。1993年，Wilson等出版的《亲生物假说》中收录了多个学科关于亲生物性及其科学证据的讨论。此后，相当多的文献从生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展开亲生物研究，为人类的亲生物天性提供科学证明。

1.2　亲生物城市主义

2008年，Stephen等提出“亲生物设计”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在建成环境的设计中表达人类与自然联系的内在需求” 。最初，亲生物设计主要关注人们“即时的空间体验，旨在将自然元素、生态形式和模式引入建筑或者亲密的空间体验”，如疗愈空间、办公空间、教育空间等的亲生物设计。2011年，弗吉尼亚大学建筑学院的Beatley教授将“亲生物”的概念拓展至城市尺度，提出亲生物城市是寻求亲近自然机会的城市—它保护和滋养现存的自然环境，并积极修复自然，找到新的方式将自然注入街道、建筑和城市，这标志着亲生物城市主义的诞生。

亲生物城市的核心价值在于真正增进人类的健康福祉，实现城市的韧性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①健康价值。亲生物城市建设旨在提升人类与自然的亲密度，满足人类内生的精神需求，从而减轻情绪压力，增进身心健康。②环境价值。亲生物城市建设意在保护和修复城市自然系统，通过更多地引入自然要素来帮助城市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涵养和管理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整体改善城市环境。③社会价值。通过亲生物城市建设营造的亲生物环境所带来的积极心理影响被证明可以减少暴力和犯罪，为城市提供聚集居民和发展社区“纽带”的机会，成为促进和谐的“社会黏合剂”。④经济价值。亲生物城市建设通过紧凑的城市布局、适宜的密度、便捷的步行联系来增加城市空间的吸引力，重振城市商业，提升房地产价值；更多地采用自然通风等亲生物措施来减少能源消耗；借由亲生物环境给人们带来的情绪满足感来提升生产效率等。

1.3　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

亲生物城市主义同时强调 “自然”和“亲”。Beatley认为，亲生物城市的内核是生物多样性，并尽可能多地创造丰富的自然感知。他认为，亲生物城市与物质条件及城市设计相关，包含了公园、绿色要素、城市野生动植物、可步行的环境等。在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中，这些自然元素不是被简单地带入城市，而是通过“设计的”“嵌入的”甚至是“操控的”方式融入城市环境。 

因此可以认为，将自然作为人类内在的本质需求，通过保护自然、亲近自然和学习自然的方式，顺应、支持和发展人类的亲生物天性，致力于在物质条件和设施、行为和生活方式、态度和知识、制度和治理等多个维度创造人与自然日常联系的规划设计，就是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它涉及“从地衣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广泛自然范畴”，从宏观区域到微观建筑的多尺度空间， “代表了绿色城市规划设计的创造性组合”。见图1。 

2　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实践进展

2.1　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实践的3个方向

在亲生物城市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多位学者尝试提出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实践方法。近年来，自然灾害、疫情等极端事件对城市发展提出的挑战，推动这些方法越来越多地付诸实践。本文通过对近年实践的观察，归纳出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实践的3个主要方向。

(1)空间的方法——融入自然的规划设计。这是一种通过保存、保护、修复和拓展自然的元素、场所与系统，或者结合城市空间的特征创造有利于人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条件，以此提升城市空间亲生物性的方法。前者主要通过保护生态格局、修复山体水系、营造公园与绿地等来提升城市空间的亲生物性；后者主要通过塑造特定的空间结构和形态来提升城市空间的亲生物性，如哥本哈根“指状”的城市形态。

(2)功能的方法——经由自然的规划设计。这是一种借助自然或仿生功能来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如采用绿色基础设施替代灰色基础设施来应对暴雨和洪水等极端气候、创造和利用自然风廊来降低城市气温、采用有机的自然形状增强人们的自然感受等。

(3)共生的方法——与自然共享的规划设计。这是一种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共生的角度出发，将非人类物种纳入规划考量，从而保护生物多样性，营造亲生物环境的规划方法。例如，预留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的开放空间规划、鸟类友好的城市规划等。

以下案例代表了近年来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实践在这3个方向的进展，其中大多数实践来自“全球亲生物城市网络”的城市。

2.2　融入自然的案例：基于生态服务功能提升的开放空间规划与设计

城市的开放空间是人与自然接触的最主要场所之一。近年来，亲生物的开放空间规划与设计通过强调空间系统的连通性、功能的综合性及服务的公平性，提升“自然的质量”和开放空间生态服务功能，形成“亲生物骨架”。

2.2.1　连通性：完整连续的生态网络  

亲生物城市主义认为，连续的开放空间系统有助于连通破碎的生物栖息地，修复城市生态网络，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加居民接触自然的机会，进而提升开放空间的生态服务功能。

以新加坡的“公园链”规划为例， 新加坡在《概念规划1991》中提出“公园链”的概念^②，明确“公园链”是将城市中主要的自然保护地、公园等开放空间与主要居民区联系起来的绿色廊道。《概念规划2001》强化了“公园链”的生态服务功能，通过在一些绿廊中种植特定的乔木和灌木，促进鸟类和蝴蝶等在两个栖息地之间移动，形成“自然之路”。近年来，新加坡提出建设“自然之城”和“亲生物城市”，更加强调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强化“公园链”加强核心栖息地之间生态联系的功能，从而保护生物多样性。首先，对自然生态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绿地和棕地如何对新加坡的生态连通性做出贡献。采用生态画像工具了解城市中大量个体生物迁徙的模式，并通过陆地生境的最小阻力途径模型来识别核心栖息地之间的陆地表面结构对动物迁徙的阻力的大小，预测核心栖息地之间的关键生态走廊。其次，依据建设可行性及居民休闲活动的需求，确定“公园链”“自然之路”等生态联系通道的布局，完善生态网络，拓展自然资产。至2023年，新加坡共完成370 km的“公园链”建设，链接了4个自然保护地、450 hm²的自然公园，形成了覆盖全城的生态网络，其相关做法也被介绍到国内。见图2。

2.2.2　综合性：多元复合的功能系统

功能复合的开放空间有助于增加居民的使用频率，提升亲生物水平，为居民带来环境、健康、文化等综合价值。

以加拿大埃德蒙顿的绿色网络战略规划为例，该规划建立了“层+功能”的概念，包括生态网络、活动网络、健康网络3个层次的复合功能网络。生态网络层功能指通过维持健康和韧性的生态系统来支持与改善环境；活动网络层功能指通过为社区提供发展、聚会和活动的场所，将人们彼此联系起来并建立地方感；健康网络层功能指通过各种娱乐活动、出行和环境来促进健康生活与增进人类福祉。3个层次的功能被具体细化为15个项目，并建构了包含67个要素的综合指标体系和一个地理空间数据库。首先，通过引入雨水渗透潜力、绿色土地覆盖、辛普森生物多样性指数、综合堆肥、洪水缓解以及社区花园或可食用景观等量化指标，对各开放空间进行打分，分别得到各指标项和综合指标项的功能服务水平、功能多样性结果。其次，根据各开放空间的连通性、可达性分析结果，结合城市发展需求，确定未来开放空间发展的10项策略和落实策略的具体行动。在此基础上，埃德蒙顿编制了城市森林、河谷和公园的总体规划，为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开放空间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2.2.3　公平性：公平可达的生态服务

居民获得开放空间生态服务的机会可能因空间分布、可达性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此，公平性日益成为提升开放空间亲生物性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其中对开放空间的可达性进行更加精细化的评价十分关键。

例如，在加拿大埃德蒙顿的绿色网络战略规划中，规划人员利用地理数据库对开放空间的供给和可达性水平进行了量化研究。首先，按照发展状况将城市分为中央核心区、成熟区、建成区、增长区、发展中区和工业区，以及交通公用事业走廊和河谷系统等16个不同的分析片区。其次，测算每个片区的开放空间、城市公园、市民空间、绿色基础设施等的人均供给量；按照步行、自行车、公交等不同交通出行方式测算开放空间可达的数量和水平。最后，根据每个开放空间的生态服务水平和空间连通性评价结果，分析各片区使用不同交通出行方式的人群获得生态服务的机会与质量，以此作为确定公共开放空间优先发展片区和优先建设项目的依据之一。

2.3　经由自然的案例：亲生物的基础设施规划与设计

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提倡绿色优先，尽量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城市基础设施配置方面，提倡采用绿色基础设施替代原有的灰色基础设施，如暗渠河流的“露天化”、绿色街道、绿色屋面和垂直绿化等都是近年来的代表性实践。

2.3.1　暗渠河流的“露天化”改造

暗渠河流的“露天化”改造，即重新恢复原本被埋入地下的河流及其滨水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有韩国首尔的清溪川自然化复育。清溪川是流经韩国首尔市中心的一条河流，1978年被完全埋入地下。2003年，首尔政府开始实施清溪川生态复育和环境改造工程，通过拆除原本覆盖河流的道路，重新恢复自然露天状态的水道。规划抽取汉江水作为主要的水源重建水体，在河道及两侧营造生物栖息空间，并引入地方生物物种，由此建构一个半人工化的自然生态系统；打造市民休憩娱乐景观空间，整合历史文化元素，营造大都市中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场所。根据相关监测数据，清溪川生态复育和环境改造工程创造了新的城市风廊，有效缓解了城市热岛效应，2005年清溪川地区夏季气温比周边低了3～4℃；生物多样性提升，如鱼类从3种增至14种，还吸引了众多市民的游览，成为闹市中人们亲近自然的户外活动场所。西雅图、波特兰等多个城市也系统开展了暗渠河流的“露天化”改造，实现了亲生物的雨水控制，为鲑鱼和其他鱼类提供了栖息地。

2.3.2　绿色街道

绿色街道是指使用植被从源头管理雨水径流的街道，它通过使用自然系统的方法来管理雨水、减少径流、改善水质和提升流域健康水平，是一项可持续的雨水规划策略。具体方法为：在街道的边角空间设置路缘石扩展池、雨水花园、雨水种植池等设施并引导雨水进入，通过多级的土壤和植被吸收渗入地下，以此减缓、过滤和清洁街道上的雨水径流，将直接进入管道的雨水转化为补充地下水的资源，并缓解下水道回流、城市内涝等问题。同时，绿色街道也是街道自然景观的组成部分，增加了人们亲近自然的机会。

例如，波特兰从2007年开始推广绿色街道建设，有效减少了街道中的雨水总量，并且能够将 25 年一遇的风暴事件中的径流造成的负面作用降低 85%。波特兰政府将多个绿色街道设施以及绿色屋面、生态洼地等其他亲生物雨水设施串联成一个可供人们游憩和具有科普教育活动功能的“自行车雨水之旅”环线(图3)。此外，在这些绿色设施的管理和养护工作中，发动和鼓励周边的居民参与，让绿色街道渗透到居民和访客的活动中，推动了城市亲生物活动的发展。

2.3.3　绿色屋面和垂直绿化

绿色屋面和垂直绿化是指在建筑屋顶与墙面种植植物等，以此来吸收滞留雨水，减少下雨时的地表径流，帮助降低温度，这是很多国家近年来大力推广的绿色基础设施。同时，它们也为原本不被注意的空间增添了绿色元素，增加了城市绿化，给人们带来了更多亲近自然的机会。新加坡、伦敦、多伦多等城市已将绿色屋面和垂直绿化作为一项规划政策。

例如，新加坡提出的“景观置换区”是指满足一定设计要求的屋顶花园、空中平台、立面绿化、底层架空区绿化空间等，通常要求这些空间面积的总和不小于开发场地面积。在“景观置换区”的推动下，新加坡中心区出现了一批以空中花园、 竖向绿化为特点的高层建筑，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滨海湾金沙综合体的顶层花园和游泳池、 滨海盛景大厦、ParkRoyal 酒店等(图4，图5)。

2.4　与自然共享的案例：多物种导向的规划与设计

亲生物城市主义认为，城市应当关爱所有物种的生命，这最终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该思想的指导下，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将非人类物种纳入考量，由此出现了生物多样性敏感型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动物辅助设计等野生动物包容性规划与设计尝试。

2.4.1　“鸟类友好”的城市规划与设计

近年来，“鸟类友好城市”的理念和规划设计实践受到广泛关注。Beatley认为，“城市规划必须改变，以更好地考虑鸟类和其他动物的迁徙：生态网络和连通性至关重要……迎来以鸟类为中心的规划时代”。

以温哥华为例，因为认识到鸟类可以防治害虫、授粉和传播种子，可以为人们提供宝贵的生态系统服务，并形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联系，所以温哥华制定了《鸟类战略》《鸟类友好型设计指南》《鸟类友好型设计指南解释说明》等导则，其中汇集了基于科学研究的最佳管理实践和指南。指南分为景观和建筑两大部分，景观部分主要关注鸟类在城市中的栖息地的调查、保护、营造、维护及调整；建筑部分主要针对鸟类在城市中可能遇到的建筑物碰撞等威胁，对建筑的材料、设计、照明、设施等提出要求。

除温哥华外，纽约、芝加哥、渥太华、卡尔加里、多伦多等城市也颁布了类似的规划设计导则。

2.4.2　面向野生物种栖息地保护与营建的动物辅助设计   

 除特定物种外，许多动植物对象也进入规划设计的视野，并且这种对其他物种的考量也是辅助规划设计的重要方式，要求形成同时满足动物关键需求与人类需求的多功能解决方案，即动物辅助设计。首先，根据当地条件和公众参与过程确定项目涉及的野生物种；其次，进行“生命全周期画像”，确定在该物种完整生命周期中栖息地保护和营造的相关需求，包括食物来源、筑巢地点或防止被捕食的环境等，并将其落实到规划设计中。

在慕尼黑，开发商与慕尼黑工业大学城市自然与气候适应中心、国家鸟类保护协会合作，在巴伐利亚州环境和消费者保护部的资助下，在一处公寓区更新中尝试应用动物辅助设计的方法，将目标物种确定为特定鸟类(如雨燕、椋鸟和麻雀等)和沙蜥，并将动物的需求与住区环境和建筑的改造相结合。例如，通过建筑立面修缮提供动物筑巢箱，在地面上铺设适合产卵的沙质土壤，设置雨水滞留区以形成湿度不同的草地环境，配置供动物饮水的水槽等，并将它们与游乐场地设计相结合。

3　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治理

亲生物城市主义提出之始，学者们就意识到其“根植于既有规划体系中的社会、文化、法律、经济和管理等各方面”的关键作用，而相关治理机制是切实落实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支撑。近年来，全球多个城市的管理部门从控制指标、综合管控、公众参与等方面对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的相关治理机制进行了探索。

3.1　控制指标

控制指标是实现规划与设计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对于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治理措施。其中，自然绿色要素含量相关指标是最为关键的指标之一，常见的有绿地率、绿化率等。在亲生物城市主义的影响下，这类指标不再仅仅以绿地的数量为依据。

例如，柏林采用生境面积系数来控制开发中具有生态效用的要素的比例，并不是简单计算开发中绿地的比例，而是按照一定的系数将绿地、垂直绿化、绿色屋顶、透水地面、雨水渗透等的面积计入生态有效表面积，以此鼓励亲生物要素的引入。此外，西雅图、马尔默、新加坡等也设置了绿色要点、绿色系数、绿化容积率等指标，进一步优化绿化率相关指标(表1)。

3.2　综合管控

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涉及多尺度的人工和自然环境，需要制定综合性、系统性的治理措施。

新加坡在推广立体绿化空间设计时，制定了战略层面的引领策略以及实施层面的法规导则以约束和引导激励措施的实施。在战略层面，制定了可持续发展蓝图—《活力和宜居的新加坡：可持续增长战略》《城市概念规划》，提出了“空中绿化”的概念和总体发展目标。在实施层面，自2009年起推行“城市空间和高层建筑景观”计划，并提出“景观置换区”和绿化容积率等政策与指标。针对“景观置换区”空间，进一步制定关于室外餐饮空间、公共开放要求等一系列导则，以促使绿色空间与公众密切联系。在绿化容积率指标中引入了对不同植被的绿叶面积的考量。此外，还采用了跨部门的综合治理模式，市区重建局、建屋发展局、国家公园局与公共设施局相互配合，制定了一系列相关导则，为立体绿化的设计和建设提供支撑，如《空中绿化安全设计指南》《新加坡高层建筑绿化手册》《屋顶绿化一般维护导则》《提升屋顶花园生物多样性设计导则》等。

3.3　公众参与

亲生物城市建设的目标不应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才是其终极目标。因此，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离不开公众参与。

例如，纽约布鲁克林植物园常年资助“布鲁克林绿色街区”竞赛、园艺和绿植工作营，并为其提供免费的种子、肥料，鼓励居民“美化自己的街区，塑造社区，让布鲁克林更生态”，吸引了50多万居民的参与。

此外，新加坡的“社区花园”计划、旧金山的“从铺装到公园”运动、美国多个城市的“绿巷”改造计划等都充分鼓励公众参与亲生物环境的设计与营造，传播了亲生物的知识和对自然的热爱思想，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4　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4.1　“人性绿色”的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观的转变

亲生物城市主义从人类内在天性角度反思了工业技术社会中人与自然疏离的问题，代表了一种以心理学、生物学考量绿色生态城市发展的思路。在亲生物城市主义中，绿色生态的价值并不仅限于解决城市问题，而是人性本来的一部分，体现了一种“人性绿色”的本体性认识，是对“技术绿色”的一种互补。在这种认知下，规划与设计正在转型。

首先，在方法论层面，融入自然、经由自然的思维方式取代了对抗自然的思维方式，通过在城市化的环境中构建自然开放空间体系、配套绿色基础设施、尽量引入亲生物元素等，减少过度城市化、工业化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危害。

其次，在价值观层面，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让位于人与自然是共同体的思想，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共生共荣是人类本性所具有的价值追求，因此规划与设计不仅要为人类服务，还要考虑不同人群的公平性以及其他物种在城市中的栖息和繁衍问题。

总之，在经历了高速发展的40年后，城市规划与设计应当回归一种“人性绿色”的规划与设计观，即融入自然、经由自然、与自然共享。

4.2　基于“自然质量”的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方法的应用和创新

当前，我国的城乡发展已从数量型规模扩展转向质量型品质提升，而国土空间规划机制的建立将国土空间的全域全要素纳入高质量发展的体系。在此背景下，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方法的应用和创新对于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提升城乡“自然质量”、达成生态文明时代的城乡转型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认为当前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工作重点如下：

(1)发展人与自然融合、共生的亲生物开放空间体系规划方法。在明确自然生态空间数量和边界的基础上，应当从人与动植物等自然要素是共同体的视角审视开放空间，应用“生态画像”等科学评估方法，掌握系统内在的生态联系。在此基础上，通过科学的规划与设计提升自然空间的生态服务功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生态文化。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推进至详细规划层面，在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应当进一步研究城镇内部生态开放空间功能作用的机制，优化提升网络连通性、功能综合性、公平可达性的生态开放空间体系规划技术方法，在城镇开放空间与自然生态空间之间建立功能耦合的良性关系，创造人类与各类自然资源要素共生的具有完整生态意义的亲生物开放空间。   

(2)发展经由自然的亲生物基础设施规划与设计方法。结合我国不同地区的生态条件和气候特点，研发绿色屋面、屋顶花园、绿色街道等措施的差异化应用与规划设计方法，通过自然生物的方法改造升级原有的灰色基础设施，以应对内涝、热岛效应、水与大气污染等“城市病”的困扰，恢复自然水系、湿地等遭到破坏的城镇生态要素，并将它们与城镇景观、园林绿化、特色风貌等的规划与设计密切结合。  

(3)创新亲生物的城市更新规划与设计方法。在当下的城市更新工作中，特别是在城镇小微空间改造、低效空间利用、建筑修缮、街道改造等工作中探索引入亲生物要素的规划与设计创新方法，有目的地营造有利于人和野生动物栖息的环境、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建构满足人类亲生物天性的城镇生态栖息地。

4.3　融入亲生物城市主义思想的规划与设计机制创新

只有将亲生物城市主义真正融入规划编制和治理体系，才能切实发挥其作用，因此可借鉴相关案例并结合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运行的机制，采用多种不同的融入途径(图6)。

(1)制定统一的亲生物规划战略。各级主管部门可以为本辖区统一制定亲生物城市发展的宏观战略，明确本地亲生物发展的条件和目标，确定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的重点领域和方法，发挥自上而下的引领作用，也可以根据本地特点重点编制某一方面的战略，如亲生物的生态网络建构导则、本地野生动物栖息地战略、绿色基础设施发展战略等。

(2) 将亲生物城市主义作为规划与设计方法融入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将亲生物城市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引导融入自然、经由自然、与自然共享的城市规划与设计方法的创新中，并支撑各级各类规划的编制。可以重点强化亲生物城市主义在各级城市设计中的应用，并在空间研究和方案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反馈到法定规划中。

(3)按照亲生物城市建设目标制定规划管理指标和政策。首先，梳理现有的规划与设计指标，比如绿化率等生态绿色要素含量相关指标的内涵和衡量方法；研究新增反映城乡空间亲生物水平的相关指标，比如生物多样性水平、绿色空间的连通度、生态功能服务水平等，通过量化的指标推动规划落地。其次，在多部门合作的基础上，利用奖励政策、技术标准、规范等多种治理手段，推动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实施。最后，加强亲生物城市的科普宣传，通过社区活动和公众参与，激发社区关心、保护和亲近自然的热情，实现亲生物的社会氛围营造和思想传播。

5　结束语

本文追溯了由亲生物思想到亲生物城市主义的理论源流，通过多个实践案例归纳了当下亲生物城市规划与设计实践的3个主要进展方向，并对相关的规划治理探索进行了阐述。这些经验对于如今我国生态绿色导向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具有参考意义。我国具有“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传统，其思想内核与亲生物城市主义思想一致。在生态文明时代，城市规划与设计应当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与亲生物等新理论的互鉴融合，进一步开展相关科学技术的研发，如垂直绿化、仿生材料、感知模拟等，并与我国的自然条件、规划机制、城乡文化等具体条件相结合，通过科学而人性的城市规划与设计来支持和发展人类的亲生物天性，推动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亲生物城市。

【注　释】

①“全球亲生物城市网络”包括以下城市：阿灵顿、奥斯汀、巴塞罗那、伯明翰、科伦坡、库里达巴特、爱丁堡、埃德蒙顿、弗里曼特尔、堪萨斯城、伊兹密尔、洛杉矶、迈阿密—戴德、密尔沃基、诺福克、巴拿马城、凤凰城、匹兹堡、波特兰、罗利、雷斯顿、里士满、旧金山、新加坡、圣路易斯、多伦多、维罗纳、维萨卡帕特南、维多利亚—加斯泰兹、华盛顿、惠灵顿。

②新加坡采用两级规划体系，其中总体规划是法定规划，概念规划是战略性的非法定规划，每10年修编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