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存在问题，以12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以空间叙事理论的在地性应用为目标导向，在构建城市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分级评估指标体系对遗产价值进行分级评估的基础上，从时空维度对遗产进行主题挖掘、主体适配和场景串联，进而从叙事场景体系的整体架构及总体风貌控制两个层级探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策略，以期为同类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叙事；分级评估；保护；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

[文章编号]1006-0022(2024)05-0083-08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许雯，刘韩昕，刘宁，等．空间叙事理论下城市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与保护策略：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为例[J]．规划师，2024(5)：83-90．

0　引　言

当前，国家要求建立全国—省—市县三级各有侧重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提出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2023年，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国土空间规划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体现出多个维度的递进和拓展，关注城市格局及传统风貌的保持与延续，从而实现永续传承。《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的通过又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保护利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此背景下，苏州市委、市政府明确了“三区三城”的城市发展定位，提出把苏州建设成为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的城市，系统梳理大运河(苏州段)沿线地区的各类文化遗产资源，重点做好“保护、传承、利用”，并将12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建筑建设成为展示苏州传统文明的文化精品，以及城市文化遗产创新利用的先导示范，向上与国家、省级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衔接，向下传导上位规划、细化规划要求。

1 空间叙事理论在城市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用中的适用性

1972年UNSCO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遗产进行了分类，并提出“文化遗产”的概念。意大利工程师乔瓦诺尼在20世纪初主导了许多历史建筑的修复工程，他在1913年出版的《城市规划与古城》《城镇规划与古城》中提到了“城市遗产”。城市遗产可以被认为是城市内一切具有建筑、美学、历史、考古学、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价值并且具有“情感与场所精神”的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本身，同时也包含未得到指定但能体现城市风貌特色的传统建筑、旧住区、产业区，除了包含城市的人工建成环境，如构筑物、建筑物、传统活动场所、历史园林，还包含自然形成环境，如古树、历史水体、特殊的城市格局、地形，甚至扩大到涉及城市区域和群体的文化线路、遗产运河、遗产廊道等。

从叙事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外最早将“叙事”引入建筑领域的先驱是伯纳德·屈米和奈杰尔·科茨；简·塞特斯怀特于1904年首次将叙事理论与设计专业结合；加布里尔·佐伦于1984年构建了空间理论模型；马修·波提格和杰米·普林顿于1998年进一步搭建了叙事学与景观领域的关系。在国内，2007年，陆邵明提出可以将历史文脉、集体记忆等作为重要要素植入到空间中，并探讨了叙事性故事情节如何影响空间归属感的塑造；2009年，刘乃芳等对叙事空间设计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探讨；2014年，龙迪勇对空间叙事进行了研究，为后期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述研究对城市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叙事性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从叙事理论的方法内容来看，龙迪勇提出了空间叙事的“主题——并置叙事”概念，注重空间主题与时间主题两者兼顾的对应关系，强调提炼主题这一关键核心步骤；刘乃芳等提出城市空间设计中的叙事研究内容主要通过叙事策略、叙事路径及叙事规律来表现，这3个方面聚焦于人对于空间和感知场所的亲身体验。同时，指出故事要素的重要性，可以物理空间为载体进行要素串联，借此联系各精神空间，活化历史文化街区；陆邵明等指出在空间叙事中的所有故事情节都是围绕一个确定的主题背景展开的，这些情节联系在一起共同说明一个大主题，主题设定与概括是空间叙事路径的第一步骤。

从大运河来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为空间叙事理论的在地性应用提供了丰富的主题叙事内涵，但关键问题是准确评估和厘清相关遗产资源的历史价值与文脉信息，为相应叙事主题和叙事场景的生成提供内容支撑。

2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问题

2.1 遗产数量众多，状态良莠不齐

苏州水系完整而稳定，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有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众多、类型丰富，在遗产构成中，既有桥梁、河道、水闸、驿亭，也有衙署、寺庙、古塔、民居、园林、祠堂、会馆等。现有国家登记保护的物质文化遗产共690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4处，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38处，另外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的与大运河密切相关的遗产点有60项。

通过现状调研发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物质文化遗产状态良莠不齐，遗产价值缺乏系统性评估，导致具体保护措施落地实施缺乏有序指导。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古城仍有一批市民散居于各类文物保护、控制保护性建筑中，一些古建老宅长期被作为直管公房提供给市民使用，人为拆分、违章搭建等过度使用行为不可避免地对建筑造成破坏，并带来一定安全隐患，这既不利于遗产建筑的保护，也不利于居住条件的改善。同时，社区开发也对古建老宅周围的文化氛围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文化遗产价值评估，明确遗产价值等级，完善价值保护体系。

2.2 空间格局分散，场景串联不足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呈大分散、小聚集的特征。遗产散落分布于古城区及周边，以城市商业中心为核心，沿大运河“生长”出阊门—枫桥、阊门—虎丘(即山塘河)、阊门—胥门等3条伸展轴。同时，古城内的遗产在平江大儒巷、平江钮家巷、山塘街街区、天赐庄、养育巷等形成小聚集的特点。大运河是苏州城市精神文明的缩影，是最能让人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场所，由于现有保护策略缺乏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在城市形态上的宏观把握，且从表现形式上看物质文化遗产多为单体，相互之间失去联系，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文化遗产点与其所依托的环境域面之间存在割裂，也给如何恰如其分地将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周边环境，以及如何整体性、连贯性地保护利用线性文化遗产(即场景串联)带来了难度。

2.3 遗产保护主题定位模糊，主体适配不明

目前，在苏州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尚不能很好地梳理大运河的变迁与沿线城市形态的关系，并且对于其特色价值及功能定位的认识不足。由于历史遗留的原因，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沿线的物质文化遗产以历史老宅、工业遗址为主，其中有高历史价值的遗存被忽略，有的历史建筑被改造成现代建筑，有的历史文化街区内建起了一幢幢“假古董”，等等，缺乏具有现代城市功能导向尤其是公共性服务功能的有效激活与赋能，造成物质文化遗产功能适配对象不明，物质文化遗产的再生实用价值被严重削减，进而使人们对真实的大运河越来越陌生，最终导致物质文化遗产本体与城市生活主体未能形成有效连接，遗产保护不能匹配城市空间的新兴功能需求，遗产本体与使用主体未能有效适配。

3 空间叙事理论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通过上述问题梳理发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物质文化遗产现状核心问题体现在历史文脉信息缺失和遗产空间主题不明这两个维度。为解决上述核心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系统论证：一方面，通过精细化的遗产价值分级评估，为空间叙事生成提供具有历史依据的文脉信息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叙事场景设定强化文化遗产与城市的时空连接，从而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针对性的保护策略(图1)。

3.1 构建城市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分级评估指标体系

戴维·思罗斯比指出通过将遗产的文化价值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以厘清文化价值概念的方法；澳大利亚的《巴拉宪章》(The Burra Charter)指出，对美学、历史、科学和社会价值的分类是理解文化意义概念的一个途径；兰德尔·梅森提出社会文化价值包含历史价值、文化/象征价值、社会价值、精神/宗教价值、审美价值；贝纳德·费尔登将历史建筑的价值划分为3大类型，即情感价值、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

本文综合多层级的价值评估内容，在传统文化遗产价值保护的基础上，筛选出能够反映城市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类型的评估因子，分别从历史文脉、建筑本体价值、外部因素等3个维度归纳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分级评估指标。

(1)历史文脉。历史文脉代表了一个地域的风格和文化风貌，是理解过去、指导现在和塑造未来的重要基础，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其中：历史价值主要体现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年代的久远程度以及历史、考古资源等方面；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相关历史名人与历史事件、典故案例，设计者/建造者的知名度，以及反映地方文化特色与历史背景的程度等方面。

(2)建筑本体价值。建筑本体价值主要包括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空间布局价值、使用价值和完整性。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城市规划布局中对保持原有布局的作用、建筑技术价值等方面；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建筑结构完整程度、建筑细部以及对形成环境及景观所起的作用等方面；空间布局价值主要映射在空间布局的合理性、特殊性、完整性，以及群体的规模等方面；使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建筑质量、建筑相容性、建筑适应性等方面；完整性主要体现在建筑位置场所有无变动、是否保持原貌等方面。

(3)外部因素。影响遗产价值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环境协调性和情感价值。环境协调性主要体现在相对位置的重要性，与周围构筑物的协调性，山、石、花、木的配置，以及建筑使用的合理性等方面；情感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传承的合理性、象征作用、美学体验、新奇感等方面。

综上，可选取历史文脉、建筑本体价值和外部因素等3类因素，在借鉴奥罗拉文化遗产资源评价体系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的现状及特色，将定性指标与定量权重相结合，最终构建城市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分级评估指标体系(表1)。

3.2 引入空间叙事理论，探索“主题挖掘—主体适配—场景串联”的叙事场景体系

通过梳理空间叙事学在建筑与规划领域的理论发展，可以发现其重点步骤总是涵盖主题、人、空间或场景等关键点，因此本文将构建“主题挖掘—主体适配—场景串联”的叙事场景体系。

通过主题挖掘，可以确保在空间叙事中将所有故事情节都围绕一个确定的主题背景展开，挖掘这些情节的关联性，从而共同说明一个大主题，这是生成包括主题设定与内容概括的空间叙事路径的第一步骤。

主题挖掘聚焦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两方面，通过深入研究历史建筑的历史文脉，探索历史文化精髓。历史主题指隐性的历史文化要素，也是地方历史文脉的传承界面，即需要被挖掘的要素。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中，遗产要素分布零散，历史文脉主题不明确，通过查阅大量史实文献、梳理具体历史文化空间的故事背景，并总结街区主题，可以为更新设计的方向限定框架。同时，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建筑空间的场所感缺失，更新改造的功能主题模糊，可以通过主题挖掘明确功能改造方向，展现遗产建筑的显性价值，激活历史文脉，最终修补历史文脉界面与重塑建筑焦点空间，传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的文化记忆。

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适配旨在通过植入新的功能，促进遗产本体的功能转型，实现场景更新。功能更新与主体适配主要有3种模式：面向大众的文化休闲模式、以商业和旅游为主要功能的多主体混合模式、以公共文化传播为主要功能的博物馆街区模式。其中：面向大众的文化休闲模式因较好的经济效益而得到城市决策者的推行；以商业和旅游为主要功能的多主体混合模式由于同时具有商业和旅游功能，是现如今大运河沿线可以推行的主要模式；以公共文化传播为主要功能的博物馆街区模式对大运河历史环境、建筑表皮和景观标志物进行“仿真性”修复，得到文物工作者及专家学者的推崇，但这种模式如何更好地激发场所活力，需要进一步思考。因此，在功能更新上要结合现有模式的可取之处，新增与文化传播功能、商业功能及居住功能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使多种模式在同一空间内有机结合。

场景是文化遗产空间的精髓，场景串联是对场景节点的梳理与整合。空间叙事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以空间为叙事载体，通过对空间主题进行编排与设计，使其达到叙事的作用，补充或参与展陈叙事，使展陈主题更为完整。在空间叙事的表达中，一般在确定叙事主题后，需要确定叙事结构编排与空间顺序、叙事语法转换与空间组织、叙事修辞与空间序列等方面，以此来进行空间的叙事要素配置，即通过场景串联这一步骤，实现通畅的叙事效果，展示完整的故事脉络。

场景串联的关键在于充分挖掘和利用焦点文化遗产。焦点文化遗产通常是指具有标志性的建筑单体或群体，其功能形态、空间布局有特色或高度突出，是值得停留、驻足欣赏的界面要素，即需要控制保护的区域。利用焦点文化遗产即是利用具有重大或鲜明主题性的文化场景，依托场景区位的相近性与空间区位的连续性形成功能多元的焦点组团，产生连点成线、以线带面的组图效应，从而实现聚集文化展示与增强传播效果，放大场景激活作用。

3.3 以叙事结构图为基础，进行总体风貌控制与引导

基于空间叙事理论搭建的叙事场景体系不仅明确了各建筑的空间主题与价值内涵，还揭示了建筑遗产间的相互关联性。分级评估结果下的具体风貌引导为最大化利用遗产价值提供了更为客观的更新方向。同时，遗产更新保护的视野在分级评估的指导下由建筑个体拓展到片区整体。在提炼各个片区功能场景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片区进行风貌引导。风貌引导与空间叙事场景体系以此为契机进行适配组合，实际上是将客观的评估结果与叙事性的更新步骤进行相互验证补充，最终形成叙事结构图，并以此图为基础提出总体风貌控制的具体策略，从而使得从单体建筑到整体组团都有了准确的更新指导，有助于激活城市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价值。

4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

由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的物质文化遗产众多，为了验证上述策略的适用性，选取潘世恩宅、博习医院等12处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试点。这12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均为文物保护和控制保护性单位，从历史进程来看，它们承载着区域的历史演进及人文积淀，集聚具有地区历史文化风貌特色的重要元素；从遗产自身来看，它们具有典型的苏州特色，是具有传统空间院落、街巷形态的场所；从环境风貌来看，它们地处核心区位，周边存有不少古建遗迹，能够促进区域形成一个联动的空间。

4.1 遗产价值分级评估

依据上述城市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分级评估指标体系，对这12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调研，并得出相应的评估得分(表2)。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的物质文化遗产等级按照每20分一个等级进行划分，可初步划分为一级(80～100分)、二级(60～79分)、三级(40～59分)、四级(39分及以下)4个等级，保护措施将严格根据各遗产的保护等级来具体设定。以潘世恩宅为例，在历史文脉方面，潘世恩作为四朝元老，位高权重，其家族中出过1名状元、8名进士、16名举人，这些历史人物的突出成就能够反映苏州的地方文化和历史背景，因此在这一项上获得了23分；在建筑本体价值方面，潘世恩宅建筑主体的完整度高，群体规模大，是典型的江南古宅院，对保持原有布局具有突出作用，这一项获得了44分；在外部因素方面，潘世恩宅位于古城中心的钮家巷，周围街巷建筑形态完整，与大运河环境协调性高，因此这一项获得了22分。综合以上各项得分，潘世恩宅评估得分为89分，属于一级保护等级。以此类推，对其他11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一对一有针对性的打分及等级划分。

4.2 基于分级评估的叙事场景生成

引入空间叙事理论，在分级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场景生成推导，具体通过主题挖掘、主体适配、场景串联等3个递进式步骤，构建基于12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叙事空间架构。

(1)主题挖掘。通过对遗产评估各项分值反映的历史文脉信息、建筑本体价值信息及外部因素信息进行提炼(表3)，依据这些信息重塑城市物质文化遗产的适配主体并制定空间再生策略，促进城市物质文化遗产再生空间成为文化精神的载体。

(2)主体适配。将主题挖掘所得到的信息提炼为明确的叙事主题，在确定叙事主题后，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对12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分析。在这一过程中，需考虑不同主体的功能需求，并结合价值评估结果，依照遗产的级别来确定各自的功能更新方向(表4)。通过主体适配，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的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真正融入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潘世恩宅为例，其以其独特的科举名家风貌著称，属于一级保护建筑，周边人流密集，文化气息浓厚，应以状元文化博物馆或国学文化博物馆为方向进行功能更新，创造新的建筑意义，并提高遗产的社会、文化、经济效益。

(3)场景串联。鉴于12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在地理位置、风貌保存、完好程度及功能定位上各有特色，在保护和利用过程中将结合各处建筑主体的特点，根据场景组合的趋同性进行场景串联。例如：潘祖荫故居、端善堂潘宅、大儒巷丁宅、德邻堂吴宅因均位于古城风貌完好的片区，且为居民生活的开放社区，汇聚了各式名人故居和名门世家居住区，展现了苏式悠然生活和群英荟萃的场景，故归为一大组团；岭南会馆与东齐会馆为古山塘市井繁华之地、商贸鎏金之所，体现了苏州商业闹市的繁荣场景，故对这两个处遗产进行有机串联；博习医院与顾廷龙故居是苏州西式教育引入之地，对这两处遗产进行串联以再现文化交流、教育发展的场景。按照这样的逻辑，将这12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建筑适配为特色鲜明的5大组团，即平江大儒巷组团、平江钮家巷组团、山塘组团、沧浪天赐庄组团及沧浪养育巷组团，并进一步明确文化坐标与文化定位，从而形成特色鲜明、融会贯通的利用方案，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对接，以此准备新一轮的文化创新。

在5大组团的基础上，为增强其聚合效应，避免功能的零散化，依据这12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在空间分布上区位的相近性，划分3大空间片区，即平江片区(包括平江钮家巷组团与平江大儒巷组团)、沧浪片区(包括沧浪天赐庄组团和沧浪养育巷组团)和山塘片区(山塘组团)，以利于统筹规划，为下一步城市更新指引方向，并为相应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例如：平江片区邻近临顿路和观前街，客流丰富，作为名门文化博物馆及艺术创意街区，应考虑加强建筑文化遗产间的紧密联系；沧浪片区停留的不同人群较多，可适当扩宽步行道路，为两地交汇处的人群流动与业态集聚提供充足的空间；山塘片区可利用商帮文化增加商业空间并建设旅游综合体，以弥补苏州城市旅游产品的不足。

通过上述步骤，重塑了城市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肌理与连续骨架，沿外城河肌理串联空间，形成可感知、结构清晰的叙事空间结构，通过不同的主题空间讲述着不同的苏州故事，3大空间片区在不同建筑组团与场景的影响下展现着不同的文化风貌。

4.3 基于叙事场景体系的总体风貌控制

通过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分级评估，结合空间叙事理论确定文脉主题，适配焦点文化遗产主体，串联多元功能场景，形成组团与片区，针对不同的组团或片区制定特色突出且灵活的风貌控制标准，以协调大运河沿岸叙事结构图。根据叙事场景组团，可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划分为4大风貌段落：文化休闲风貌空间是依托优秀的历史文化节点串联而成的；公共文化传播风貌空间是基于文化交流、开敞性的活力街区拓展而成的；商业与商务风貌空间是围绕商业商务功能片区功能建设而成的；社区文化居住主题风貌空间是在开放型、公益型社区的基础上打造而成的。同时，为4大风貌段落制定不同的背景空间界面形式，主要从空间形式、空间色彩、背景建筑高度等3个方面进行风貌控制(表5)。

5 结束语

空间叙事理论的应用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的保护与更新中，本文将遗产价值评估与叙事理论相结合，通过主题挖掘确定了空间更新改造的方向，并进行了主体适配，整合了从点到线的空间叙事路径，理清了遗产空间，将空间叙事场景进行串联，强调了持续建构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最终形成叙事场景体系并生成了相应的保护策略。这些保护策略对于场景定位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可以在后续不同地区应用推广，尤其对下一步空间形态层面即空间规划设计、场景主题服务的落位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基于空间叙事理论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日后同类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模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应用范围仅限于12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后续有待纳入更多的物质文化遗产要素，进一步拓展空间叙事理论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更大范围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