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收缩型历史城镇系统风险构成的基础上,探索收缩型历史城镇系统风险评估方法,并以渝东地区典型历史城镇为例开展评估。结果显示,收缩型历史城镇整体上呈现“功能—物质—文化”螺旋式负向转化的规律,个体呈现“空心化、异质化、弃置化”的风险分异特征,并分别引发了活力、特色、消亡的危机。根据评估结果,从要素分类治理、风险分级响应两个方面提出收缩型历史城镇的保护路径,以期为破解历史城镇收缩困境、化解其系统风险提供借鉴。
[关键词]收缩型历史城镇;系统风险评估;保护路径;渝东地区
[文章编号]1006-0022(2024)04-0032-08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李和平,高黎月,林涛, 等.收缩型历史城镇的系统风险评估及保护路径:以渝东地区典型历史城镇为例[J].规划师,2024(4):32-39.
广义上的历史城镇是指那些历史悠久并在地域、人口、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显示出一定传统文明特征的城镇和地方聚落。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历史城镇凭借特定的区位、资源、产业、军事与环境等因素逐步兴盛繁荣,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聚落秩序。面向如今的社会经济变革与城镇化牵引,大量历史城镇的人口大规模迁离与流失,加速了历史职能衰退、遗产空间衰败及地域特色丧失,表现出贫困化、去价值化、弃置化等严峻现象,历史城镇收缩甚至消亡的情况愈发严重,与通过适应性转型而持续增长的历史城镇形成鲜明对比。实际上,我国历史城镇数量众多,但仅有少数可以始终维持生命力。长期以来在研究与实践领域,传统聚落保护的重心均集中在综合发展较好的典型案例上,而缺乏针对日益收缩的“弱势”历史城镇的关注,导致大量历史城镇逐渐失落,难以有效保障遗产资源的持续利用,这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
通过对渝东地区①历史城镇的实地调查,发现其面临更为严峻的收缩环境,导致其存在更加复杂多元的风险问题。从收缩趋势而言,渝东地区属于欠发达山区,经济社会落后,人口流失尤为严重,近10年人口减少的历史城镇占比在80%以上,各镇常住人口平均减少8.3%,甚至个别镇减少的常住人口达到50%左右,而镇区内人口空间分布也呈现明显的收缩趋势,特别是保护范围内人口分布密度显著降低,历史镇区内人口空心化现象严重。从风险问题而言,渝东地区历史城镇大多依托资源生产或水陆商贸兴盛,但由于资源枯竭与传统生产方式的落后,劳动力流失、产业经济凋敝、传统场所衰落等问题使其面临衰败与消亡的风险。收缩型历史城镇数量不断增加,风险问题日益加剧。显然,当前历史城镇面临的困境已经远远高于物质空间本体,但对其的保护仍停留在以价值评估为基础的物质空间保护阶段。在此背景下,全面审视收缩型历史城镇的系统风险问题,寻求经济社会环境收缩下的保护发展路径成为关键。因此,本研究从收缩特征的典型性、历史价值的代表性及研究资料的可获取性等方面入手,选取渝东地区9座收缩型国家级、重庆市级历史文化名镇为研究样本②,基于系统风险的量化评估,剖析收缩型历史城镇的风险规律,进行类型画像并提出保护路径,以期为历史城镇的有效保护提供借鉴。
从系统构成来看,历史城镇可分解为文化、功能、物质3大子系统,分别反映城镇的人文观念结构、经济社会结构与空间形态结构,进而形成稳定的城镇秩序。然而,在人口、资源不断流失的趋势下,历史城镇的“历史”价值内涵与稳定秩序逐渐收缩、异化、解体。收缩型历史城镇作为人居型遗产的“边缘化”对象,在持续的收缩环境下显现出脆弱性、高复杂性和弱保护性的典型特征,整体面临功能性衰退、物质性衰败、文化性衰减的系统性风险(图1)。
现实中经济社会的持续变迁使得历史城镇几乎无法维持原有功能和创造新功能,产生经济、生活、服务等功能性衰退风险,进一步削弱城镇发展动能,具体表现为:①传统产业衰退。21世纪以来,区域交通体系与经济地理格局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历史城镇的宏观区位被重新界定,导致传统产业面临解体的危机。例如,渝东地区曾孕育出一大批依托长江、乌江等河流水系开展资源开采、工业生产、水运贸易而兴盛的历史城镇,但这些历史城镇均随着区域交通变革、产业资源枯竭、产业发展动力不足而逐渐衰退。②社群流失变迁。西南地区历史城镇的建筑多为木构建筑,物质性老化严重且改善成本高,无法满足居民对现代化生活的需求,引发居民改善性外迁,以血缘、亲缘、业缘关系形成的社群结构逐渐瓦解。③场镇职能退化。区域经济格局的扁平化趋势致使历史城镇失去主导优势,难以维持地区贸易、文化、服务等中心职能,场镇辐射力大幅下降。
物质空间是历史城镇长期演化层积的载体,具有较为稳定的内在秩序与价值内涵,也是长期以来我国历史文化保护实践工作的主要对象。现实中人口不断流失造成了空间实践的无序性,导致其遗产空间维护与景观特征维系能力下降,加速了物质性衰败,破坏了城镇传统形象。具体表现为:①山水环境退化。山水格局造就了山地历史城镇的独特气质与形象,但又因渝东地区气候湿润、生态脆弱,在缺乏人为干预下表现出明显的生态退化与自然环境侵蚀现象。②场镇格局衰败。渝东地区历史城镇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依山傍水、秩序紧凑的空间形态,而伴随着空间场所空置、生态侵蚀,原有场镇格局逐渐出现肌理破损、秩序杂乱的现象。③传统建筑破损。渝东地区历史城镇的传统建筑做工精巧,具有因势随形的特征,但由于长期空置与物质性老化,其结构性破坏现象严重。
历史城镇的价值除了“可见的”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凝结在空间秩序背后“无形的”文化内涵,而人口不断流失导致文化失去载体,产生文化性衰减现象,城镇人文特色减弱。具体表现为:①文化认同式微。以血缘、地缘为特征的传统大家庭式社会网络结构逐渐瓦解,从根本上摧毁了历史城镇传统文化的生存基础,再加上现代文化的介入,使得传统文化逐渐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在对渝东地区历史城镇的调研中发现,居民对本地传统文化的认知度较低,文化认同感较弱。②文化传承断裂。文化的传承不仅需要维护物质空间载体历史信息,还需要传承生活在遗产空间中的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但人口流失导致传统文化失去了传承的载体,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消逝,本土文化逐渐“濒危化”。在调研的9座历史城镇中,大部分名镇几乎不再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如宁厂古镇的绞葓节、兴隆镇的土家舞等,民间技艺或土特产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不断下降。
综合评估系统风险特征并总结内在机制,是提出风险应对措施与保护路径的基础。本研究基于对收缩型历史城镇系统风险构成的解析,在借鉴既有评估方法体系的基础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引入风险指数,构建风险评估模型。
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体系要求下,历史城镇一般历经了国省市名录评选、保护规划编制、保护规划实施等技术流程,其中评估工作是贯穿保护管理过程的重要抓手,并成为遗产保护领域的研究热点。纵观学术界,基本形成了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基于不同研究视角、研究地域进行调整与深化的历史城镇评估研究,主要集中在综合价值评估、保护绩效评估、保护利用评估等传统评估内容。评估指标体系通常以价值评估为基础进行构建,反映了过去以“筛选评优”为目标的精英式保护思想。现阶段历史城镇逐渐演变成为城镇体系中的高度脆弱对象,其可持续性问题越发受到重视,伴随着国际上对遗产风险评估的关注度逐渐上升,已有部分学者将视野转向历史城镇的脆弱性评估、风险评估、韧性评估等研究主题。历史城镇评估的研究重点开始从以往的“筛选评优”类评估向“可持续传承与管理”类评估转变(表1)。在评估内容上,有学者针对火灾、洪涝灾害、城市扩张等自然或人为风险的评估展开了丰富的探讨,但对历史城镇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社会经济变迁下的内在风险的探讨依然处于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对于数量逐渐增加、困境日益凸显的收缩型历史城镇来说,单一的价值评估无法全面把握历史动态变化下的遗产内涵和真实问题,现阶段亟待构建系统风险评估方法。
本研究基于系统风险构成与表征解析,构建收缩型历史城镇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从功能性风险、物质性风险、文化性风险3个方面分解出8个现象类的诊断层指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解并识别可以反映各类现象的要素载体,进而在对相关研究的指标体系进行系统整理和反复比对后,择优选取合适的评估指标。考虑指标的代表性、方向性、可获取性与地域性等,最终确定17项具体指标。见表2。
2.3 数据处理、风险评估指标权重分配及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2.3.1 数据处理
为了综合体现指标数据结果的整体态势与分异水平,参考《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价指标体系》《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及相关研究的测量方法,结合相关规范与经验值,对指标体系进行量化测度。重点将指标量化为面积类、数量类、密度类等比例类数据,并引入多源大数据(如人口空间分布、POI兴趣点、历史地图、微信指数等),与传统调研数据相结合,以增强测量过程和结果的客观性。选取极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影响。
以主客观结合为思路,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相结合的综合赋权方法进行指标赋权,综合得出风险评估指标综合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本研究采用量化结果清晰、解释性较强的多因子综合评价法,即风险指数等于其对应各类指标的标准化数据与指标的权重值乘积之和。其中,对功能、物质和文化3个方面的风险的计算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U为功能、物质或文化单项风险指数;Ii、Wi分别为第i个指标标准化值及其权重。
综合风险指数T的计算方法如下:
3 系统风险评估与规律特征剖析:以渝东地区典型收缩型历史城镇为例
3.1 整体呈现“功能—物质—文化”螺旋式负向转化规律
对渝东地区9座典型收缩型历史城镇开展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图2):濯水镇、西沱镇的综合风险指数处于[0,0.33]区间内,属于低风险城镇;兴隆镇、郁山镇的综合风险指数处于(0.33,0.66]区间内,属于中风险城镇;宁厂镇、高家镇、清泉乡、云安镇、洋渡镇的综合风险指数处于(0.66,1]区间内,属于高风险城镇。从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来看,低风险城镇的功能性风险相对较高,体现其处于城镇功能开始衰退的收缩初期阶段;中风险城镇在功能性风险增加的基础上产生文化或物质性风险,体现其城镇功能的衰退对文化和空间产生了影响;高风险城镇普遍在3个维度都面临较高的风险,体现其处于功能、物质、文化整体结构的全面衰退阶段。
图2 渝东地区典型收缩型历史城镇系统风险评估结果(左)与内涵剖析(右)示意图
从内在机制来看,经济社会收缩对历史城镇的影响是渐进式、螺旋式负向转化的,具有从功能到物质再到文化的一般规律,同时功能、物质、文化3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导致名镇衰退,直至聚落消失。因此,历史城镇尤其是失去实际功能的历史城镇,在自然状态下必然会走向衰败和消亡,而保护作为一种干预手段,不能只局限在静态物质空间的维系方面,更应该以系统性思维重塑历史城镇的生命周期。
3.2 个体呈现“空心化、异质化、弃置化”的风险分异特征
从个体来看,渝东地区9座典型收缩型历史城镇个体呈现“空心化、异质化、弃置化”的风险分异特征(图3)。
3.2.1 低风险历史城镇:面临空心化风险与活力危机
低风险历史城镇在历史上以水陆商贸兴盛,但现阶段历史镇区内仅保留少量商业和居住功能,人口流失加速、产业维持有限、公共空间缺乏活力,又因其保护级别较高,传统建筑保护制约程度较高,活化利用不足。例如,2010—2020年,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濯水镇保护范围内的人口显著收缩,而建设用地仍在持续扩张,历史镇区面临严重的空心化风险与活力危机。
3.2.2 中风险历史城镇:面临异质化风险与特色危机
中风险历史城镇局部子系统衰退较严重,呈现差异化风险特征。例如:郁山镇目前面临传统建筑破坏严重、新老建筑穿插混杂、老街生活品质差、人口流失严重等问题;兴隆镇面临新建筑代替传统建筑、现代商业服务业对传统文化冲击严重等问题。中风险历史城镇在空间上往往呈现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交织、风貌杂糅的特点,历史城镇逐渐开始退化为普通城镇,面临异质化风险与特色危机。
3.2.3 高风险历史城镇:面临弃置化风险与消亡危机
通过横向对比5座高风险历史城镇,发现其功能、物质、文化3个方面的风险较高,几乎已丧失发展动能,物质空间加速衰败,文化产品输出较少。从历史城镇系统构成来看,无论是依托形态结构的物质空间,还是依托社会结构与观念结构的功能空间和文化空间,都呈现无序、混乱、破碎的状态;从新老镇区关系来看,高风险历史城镇往往处于新镇区代替历史镇区的空间演替过程中,面临弃置化风险与消亡危机。
在系统风险评估与规律特征剖析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应对系统风险的收缩型历史城镇保护路径框架(图4),分别从要素分类治理、强度分级响应两个方面提出收缩型历史城镇的保护路径。一方面,基于整体面临的“功能—物质—文化”螺旋式负向转化规律,探索风险要素分类治理思路;另一方面,根据个体风险分异结果,进行分级响应施策,为区域层面调整保护力度、保护重点和财政投资方向提供依据。
不同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历史城镇,收缩型历史城镇人口流失、发展动能衰退、空间衰败程度更为严重。应积极探索应对社会经济环境更迭的聚居保护方法,强调从以物质导向为主的保护方式转向以功能为主导,集功能、空间与文化于一体的多元价值存续模式,实现重点突出、低耗但高效、人口收缩但价值不减的风险要素治理:①应对收缩,探索动能转化再生路径。立足区域功能定位,重塑适应现代生产生活需求的生产、生活、场镇功能,吸引人口、经济要素回流,激活并提升城镇的功能价值。②分级分类,实现空间精细修补赋能。基于新的动力机制与生产生活关系,对资源禀赋、空间秩序进行分级分类梳理,强化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空间精细化修补赋能,重构并强化城镇的空间价值。③文脉延续,培育文化机能再造氛围。以“人”为核心,注重对特色场所文脉的传承,探索多样化的文化再生路径,复兴并延续城镇的文化价值。总之,通过重构功能系统带动相应的物质空间重塑,进而牵引文化机能再造,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反过来,文化生产赋予空间更丰富多元的功能特质。以此循环往复,实现功能价值、物质价值、文化价值3个方面的协同共生、互促互融与繁荣发展。
4.2 应对个体风险分异的分级响应施策
4.2.1 柔性化解风险,活化与延续多元价值
对于低风险历史城镇,保护的关键在于赋予旧空间新功能或激活既有功能,柔性化解空心化的风险,活化与延续多元价值。一方面,激活历史城镇的社区功能,探索生产生活创新再造机制,引导居民参与历史环境保护,积极培育在地产业,吸引人口和服务产业入驻;另一方面,在有机更新与活态利用遗产资源的基础上,加强历史镇区与新镇区的有机互动,实现空间联动、设施共享、文化共荣。
以濯水镇为例,可从3个方面柔性化解其空心化风险:①基于“新旧融合共生”理念,将建筑空间划分为传统保留、原型保护、类型介入3种类型,分类开展有机更新;②形成“三街四廊”的空间格局,促进游客和原住民共享空间,打造融合互促的空间功能价值系统;③成立居民文化教培服务中心,提升居民的文化素养与自治水平,自下而上激发古镇的造血功能,维系地域情感纽带。见图5。
图5 濯水镇建筑更新(左)与空间织补(右)规划图
资料来源:重庆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重庆市黔江区濯水古镇保护规划[Z].2016。
对于中风险历史城镇,关键在于解决现代化元素肆意入侵,以及空间、风貌杂糅等问题。应精细识别风险来源,采取负面清单、合理转化、有偿清退、文化植入等方式,弥合、重现与强化城镇的价值特色。
以兴隆镇为例,应重新发掘兴隆老街作为省际官道要冲、商贸要塞的历史地位,通过历史要素及其关联特征的精准识别,突出“一街两巷”的驿道型空间格局,划定保护修缮和整治更新类建筑,实现形态基因的差异化延续。同时,应精准突出“慢行驿道,回溯古今”的空间意象,恢复兴隆老街的空间组构关系,保留原有牌坊、增设文化地砖,使得历史记忆在空间载体的映射中“能识、可读、可体验”。
对于高风险历史城镇,应进行“抢救性保护”,优先保护与传承其核心价值,积极阻断风险。在全域性保护有困难的情况下,强调围绕名镇的核心文化价值,坚守历史文化底线,制定刚性保护内容,对核心价值采取本体抢救与特色化再生路径,为历史城镇注入新生命。
以宁厂镇为例,其以塑造“巫盐文化原生体验地”“巫盐故里”为目标,力争打造成为大型盐业博物馆遗产公园。具体措施如下:一是抢救由龙君庙、方家老屋、吴王庙、第二制盐车间及盐工俱乐部等构成的盐业场所,将其转化为核心互动展览空间并实施监测;二是探索吸引不同人群驻留并参与日常生活事务的行动,联合非政府组织团体构建“抢救宁厂古镇联盟”,自下而上培育文化传承与生产的土壤。
渝东地区的历史城镇是我国大多数传统聚落的缩影,大量历史城镇、历史村落面临人口不断流失的困境,导致本应具有资源优势的传统聚落在现代化发展语境下逐渐失落。本研究从收缩型历史城镇的系统风险出发,试图在多样本风险评估中总结致险规律并进行类型画像。研究发现,历史城镇普遍具有“功能—物质—文化”负向转化的一般规律,而在不同收缩阶段则呈现出不同的风险强度和特征。这一结论说明传统物质空间分级分类保护的方法不利于历史城镇的可持续性发展,保护收缩型历史城镇,关键在于赋予历史城镇可持续性的发展动能,进而保护物质空间,激活历史文化内涵,最终促使历史城镇在现代化语境中从“负担”转变为“动力”。此外,在区域层面,应转变以价值高低分配资源的传统思维,基于预警思路积极探索监测不同历史城镇系统风险的方法,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抢救众多正在消失的活态人居遗产。
(本研究中的理论观点得到了宁厂镇、高家镇、清泉乡、洋渡镇、兴隆镇和云安镇等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整治实施方案以及《重庆市黔江区濯水古镇保护规划》等项目的实证支撑,特向项目组其他成员表示诚挚谢意。)
【注 释】
①渝东地区是指重庆市域范围内的东部区域。该地区生态脆弱、贫困现象集中、乡村收缩影响显著,历史城镇的人口流失情况严重,主要包括渝东北库区和渝东南山区。其中:渝东北库区属于大山江河地区,三峡水运文化、商贸文化聚集;渝东南山区位于渝鄂湘黔四省交界处,地理及文化环境复杂,少数民族文化交融显著。两大区域的文化背景孕育出众多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名镇(历史城镇)。
②选取的9座收缩型历史城镇涵盖了重庆市已登录的国家级、市级历史文化名镇,分别为巫溪县宁厂镇、云阳县云安镇、奉节县兴隆镇、忠县洋渡镇、丰都县高家镇、石柱县西沱镇、彭水县郁山镇、黔江区濯水镇和酉阳县清泉乡。本文以其历史镇区,也即保护范围为研究范围,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