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高校毕业生的择城落脚分析为切口，整合“个案—社群—群像”的多尺度社会调研工作及“空间分析—网络民族志”交融的多维分析方法，揭示北京高校毕业生择城落脚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在落脚城市择业、择居、择游的空间需求特征。在以北京为代表的超大城市中，高校毕业生在留城发展的链条上存在市民化、自足化、有巢化、家庭化、本地化、高阶化6个关键环节，以规划为空间治理抓手践行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关键是从这6个关键环节着手，面向青年群体释放空间权利，具体可在多元活力的就业机遇区域、职住联动的住房保障资源、过渡时期的落脚关怀服务、青春化公共场景设计等方面为青年群体“充值”城市福祉。

[关键词]青年发展型城市；高校毕业生；城市选择；空间需求；北京

[文章编号]1006-0022(2024)01-0025-09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陈科比，甘霖，徐勤政，等．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空间需求与规划响应：以北京高校毕业生择城落脚观察为例[J]．规划师，2024(1)：25-33．

0 引　言

青年活力是城市社会经济的晴雨表，青年人才的基本盘关系到城市竞争力的可持续提升。2017年以来，全国各地轮番上演“抢人大战”，通过放宽户籍、提供住房、发放补贴等手段“抢夺”青年人才。在此轮人才对弈中，北京的青年立业优势被淡化和赶超。手机信令大数据分析表明，2020年以来，北京的高校毕业生向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地净流出，城市的高知青年人才基本盘面临收缩危机。

近年来，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和保障从人力社保领域扩展到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2022年4月，由中宣部等17个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提出“城市对青年更友好”的“七个优化”要点和“青年在城市更有为”的“五个组织动员”行动，形成对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工作指导框架。其中，“着力优化青年优先发展的青年发展型城市规划环境”被列入“七个优化”要点之首，将青年发展目标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相结合，提供了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新思路。

与之相呼应，学术界对青年发展型城市规划建设的讨论集中兴起于近两年，核心内容包括国内外经验、评价指标、实施路径、试点建设、策略建议等。从更广义的层面上看，面向青年与城市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传统早已有之，相关研究主要围绕青年群体在城市中的就业、居住和休闲娱乐等生活场景及空间需求展开。但当前结合青年群体空间需求以及青年发展型城市的规划目标，从空间供需视角解析超大城市规划响应策略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以回应北京面临的中长期青年人力资本积累挑战、立足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要求背景、对话学术及实践领域相关研究为目标，研究选取北京高校毕业生^①这一代表性青年群体，通过对其择城落脚行为的一手调研和实证分析，探索促进青年与城市良性互动的规划策略，以期为北京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提供借鉴。

1 高校毕业生选择留京的核心影响因素

结合统计年报、机构访谈、公开报道和手机信令大数据研判^②，北京每年能够吸纳20万～30万应届毕业生进京就业，其中本地留京者与外地进京者占比在1∶1～1∶2。但近年来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跌破70%，就业学生中留京率跌破60%，且外省市毕业生的进京规模比本地毕业生的留京规模缩减更快，反映出毕业生面临就业难与留京难“两难叠加”、城市面临留京率与进京率“内忧外患”的被动局面。现象背后，北京高校毕业生的加速流失是青年择城权衡的结果。为认识这一决策过程及其核心影响因素，研究整合“个案—社群—群像”的多尺度社会调查工作方法，对高校毕业生群体展开调研(表1)，深入挖掘高校毕业生选择留京的核心影响因素。

对问卷的分析采用KANO模型方法，这一模型是东京理工大学教授狩野纪昭发明的产品市场分析方法，根据产品属性的具备程度与用户满意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识别需求类型和供应优先级。问卷针对每个潜在影响因素均设计“如果具备”和“如果不具备”两种情境，提问方式详见表2。根据正反情境下受访者做出的留京选择和离京选择的组合，可以判断影响因素对毕业生留京行为的作用强弱、作用类型和综合排序。

1.1 就业与收入——吸引毕业生的“第一性”

研究表明，以就业—收入—成长为代表的个人发展机会，是吸引人才集聚的最重要因素。北京凭借经济实力、城市发展质量、职业薪资水平等优势，自2020年以来连续位居“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榜首。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吸引毕业生留京的最核心因素是当前的收入与发展前景；北京大学校内论坛热帖解剖也表明，北京吸引名校毕业生留京的关键因素在于北京在就业机会、职业上升空间等方面具有的优势，尤其是在互联网、科技、金融等领域的职业机会和发展潜力。见表3。

1.2 居住品质与可支付性——留京的必要条件

住房的可获得性与可支付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居住品质，是毕业生（尤其是京外生源）留京的关键必备属性。根据问卷调查，除工作收入、发展前景外，高校毕业生留京的必备属性还包括5年内买房的可支付性，较好居住品质住房的可获得性，通勤时间和舒适度，以及高于家乡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特别的是，问卷结果显示，是否满足毕业生对于住房品质及可支付性的预期，对毕业生留京起到“一票否决”式的作用。调查显示，毕业生不能接受的住房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不得不住在居住条件很差的房子里；租金太高、影响到生活品质；需要承受单程约一个半小时以上的超长通勤等。见图1。

1.3 动态需求变化——从择城到落脚的关键变量

此外，伴随着成长路径中动态衍生出的需求差异，毕业生留京决策的侧重点也发生变化。个案深访的结果表明，在高校毕业生留京发展的链条上，存在市民化、自足化、有巢化、家庭化、本地化、高阶化6个关键环节，分别对应北京户口、体面就业、落脚住房、日常生活、成家育子、安放精神等不同阶段的需求(图2)。对于准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初入职场的年青人来说，除了提升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为其提供具有保障性质的过渡性住房产品也尤为关键。当青年人才立业成家，开始养育下一代的时候，能否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和公平的教育机会，则是影响他们能否长久留在这个城市的关键，关乎青年人才能否实现家庭化和本地化，进而完成资本积累和代际传承，兑现社会阶层向上跃升的最高城市红利。

2 在京毕业生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演化趋势

研究以手机信令大数据辅助识别高校毕业生^③，综合考虑毕业季及入职季高峰时段，并避开疫情影响时段，选取2019—2021年3年度11月的手机信令大数据进行空间分析。按照250 m×250 m空间栅格，识别目标人群手机定位所在的空间位置及各栅格单元内人群的驻留时长、到访频次，并依此划分居住地、就业地、工作日到访地、周末游憩地4种类型的毕业生活动空间^④。

2.1 就业空间

从就业空间来看，在京毕业生的就业活动高频空间与城市就业热点区域重合，且近3年增量热点区域多与成长性产业空间同步(图3)。2021年毕业生的就业空间分布呈现“三中心、多节点、三方向、两新城”的特征，其中最密集、规模体量最大的3个就业中心分别是泛中关村地区、CBD地区和望京地区，多个节点包含西二旗、西三旗、金融街、三元桥、丰台科技园、四惠等，两个新城为亦庄新城和通州副中心，整体形成向西北、东北和正东倾斜的空间分布特征。从空间变化上看，近3年毕业生就业热点空间整体上向外围扩散——新增热点区域集中在平原多点新城和城市副中心，新兴功能区(如运河商务区、丽泽商务区、新首钢、海淀山后、昌平科技园、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核心区等)及大型龙头企业(如理想汽车、中芯、北汽蓝谷、华为等)释放就业吸附力；消失的热点区域则主要与功能区转型升级、疏解腾退、整治还绿等因素相关，如大兴庞各庄批发市场等业态疏解腾退区域周边、朝阳区王四营乡绿隔集体产业腾退集中区域等。

2.2 居住空间

居住空间则整体呈现“分散化、向外走、东南增、西北减”的特点，增量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城市大型住区或新兴商务区周边(图4)。城市的东南象限(如南二环永定门、方庄，东南二环广渠门周边，东面四惠、管庄，通州区通州北关、运河商务区、亦庄开发区等区域)是近3年毕业生居住热点空间的增量区域。从类型上看，这些区域或是位于大型住区，足以提供规模化住房和多元化住房选择，或是位于新兴商务区，可实现近年来人口与就业的持续导入。居住热点空间的减量区域则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高密度建成区或待腾退区域，以及新城大型居住组团附近区域(如石景山苹果园周边，海淀黄庄、苏州桥、肖家河周边，朝阳四元桥周边，昌平回龙观等区域)。此外，对比2019—2021年3年联通手机信令大数据识别的应届毕业生居住热点空间，沿新开通的地铁17号线南段、地铁14号线剩余段和新贯通的地铁1号线—八通线等方向，也均可观察到“分散化、向外走、东南增、西北减”的居住空间分布特点。

2.3 休闲空间

以工作日到访地和周末游憩地表征休闲空间，受到研究时段内3年疫情的影响，由空间大数据表征的休闲空间热度整体下降(图5)。高校毕业生休闲娱乐的新增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东三环与东四环之间及东四环贴边外侧，近朝青、三里屯、合生汇等热门商圈。消失的热点区域则主要有4种类型：一是高校周边，尤其是海淀学院路附近最为明显；二是大型交通枢纽，如首都机场、北京西站、北京站；三是典型的风景名胜区，如香山、前门、奥林匹克公园；四是商业及商务办公集聚区，如望京、青年路等。这一结果的出现与疫情导致的封校管理、进出京管理、限制集聚等相关，存在一定的特殊性。

2.4 小结：青年人群围绕就业机会增容地和居住成本低洼地活动

大数据空间分析结果表明在京毕业生的空间选择逻辑是围绕就业的“磁极”寻找容身的“孔隙”，“磁极”往往是具有成长性的产业空间，是就业机会的增容地，“孔隙”是通勤便利的低成本居住空间，是居住成本的低洼地。

从全市空间格局层面上看，“三轴多点”的就业“磁极”骨架已然形成(图6)——西侧轴线以海淀山后、西二旗、西三旗、泛中关村、丰台科技园为主要节点，在科技创新、互联网等领域提供就业机会；东侧轴线以望京、三元桥、亦庄为主要节点，主要提供外贸外资、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就业机会；正东西向轴线以金融街、CBD、四惠、副中心为主要节点，在金融、总部、文化、政务等领域释放就业吸引力。围绕就业“磁极”骨架，通勤便利、居住成本相对较低的容身“孔隙”镶嵌其间，形成在京毕业生落脚的空间格局。

3 在京毕业生空间集聚热点与供需审视

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在250 m× 250 m空间栅格上细粒度捕捉的空间分布结果，进一步采用空间分析技术识别4类20处高校毕业生集聚热点，发现在京毕业生在对就业“磁极”和容身“孔隙”的追逐下形成了4类20种典型空间热点(图7)。为进一步深入探究20种典型空间场景下的高校毕业生行为及其空间需求，研究探索性引入网络民族志(Internet Ethnography)方法^⑤，通过对B站、小红书、豆瓣3大以年轻用户为主的网络社群开展民族志调研，探索留京高校毕业生的城市生存模式及其热点活动区域的空间供需状况，以检验城市空间及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与高校毕业生需求之间是否存在缺口、空间与需求是否匹配。

3.1 就业空间：宜完善就业中心的生活配套并定向配给创业空间

网络民族志分析结果表明，留京高校毕业生在就业空间上的核心需求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面向“慢就业者”的过渡性“类校园”环境，愈来愈多的毕业后备考群体愿意在“半离校”的人生阶段为继续使用“类校园”服务而付费；二是面向职场新人的多样化吃、住、行选择，职业起步期的高校毕业生在中心城区、城市边缘组团、多点新城的就业体验充斥着共同的吃、住、行难题，表现为成本高或选择少，根源在于就业空间周边的生活性配套不足；三是面向长距离通勤族定制公交工具，缓解打车太贵、地铁太挤的通勤痛点；四是顾得上生活、看得到未来的改善性预期，城市能在多大程度上兑现这一“青年发展权”，决定了高校毕业生能否长久稳定居留于此。见表4。

3.2 居住空间：宜围绕就业可及区供给“更细出租粒度”的保障性租赁住房

从居住空间上看，高校毕业生租房的核心需求集中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小而完整的经济型整租房抑或是灵活短租的宿舍型合租房，高校毕业生有限的房租支付能力及人生过渡期的不稳定状况决定了他们对“更细出租粒度”的需求，包括在租住面积上更偏好于小户型、在租期选择上更偏好于灵活短租；二是10分钟可达的地铁站，依赖地铁出行的高校毕业生对“站外通勤成本”高度敏感，靠近地铁是租房的第一选择，甚至为平衡距地铁站距离与租金成本形成地铁末站“离岸租客”；三是便利多样的生活性服务业，高校毕业生往往倾向于租住在那些便民商业丰富的成熟社区，能够像高校校园一样，在可达的空间范围内提供餐饮、理发、维修等基本服务，也能够形成典型的“大型社区蜗居租客”模式；四是年轻而有活力的社区氛围，年轻人的集聚能够让高校毕业生快速建立社群认同感，抵消初入城市带来的压力与不适。见表5。

对照高校毕业生的租住需求，当前北京供给端的租赁住房往往在价位、区位、品质上难以“三全”。2022年4月，北京推出4个精准面向高校毕业生群体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这是首次定向对高校毕业生这一细分群体倾斜分配居住空间。然而从效果上看，现行政策性租赁住房试点项目的公共成本较高，且面向非家庭租户的好区位小户型数量有限。根据调研，2022年北京某保障性租赁房项目在面向应届毕业生的第一批申请式配租中，月租金2600元的房源供不应求，而3000元以上的房源多有剩余。从市场上的其他房源来看，分散式直租房源选择多、区位好，但是价格通常在3000元/间以上；集中式长租公寓的服务好、品质高，但是目前市面上的房源位置多比较偏远；非正规住房则突出地表现出小、乱、廉的特征。由此导致高校毕业生租住需求与住房供给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理想化的“职住平衡”空间模式被迫打破，在空间分布上形成供需错位下的支付性挤出。

3.3 休闲空间：宜补充公共交通可达性强的休闲活动空间

网络民族志的结果表明，高校毕业生在休闲空间上的核心需求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迎合“Z世代”青年审美认同的人文环境，网红打卡地对年轻群体具有难以替代的吸引力；二是充分融入青春元素的商业场景，服务于那些愿意为“氛围感”付费的新生代消费者；三是美食及其所代表的多元化社交场域；四是日常活动出行链中沿通勤廊道布设的商业消费和文化娱乐空间。见表6。

抽取上文问卷调查中的相关结论，发现“自然风光好”是高校毕业生问卷调查中较为突出的休闲空间偏好，但审视供给端发现，受北京城市规模过大、各级各类微中心分布不均、郊区公共交通便捷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低成本住宅离心分布等特点影响，高校毕业生实际的周末休闲游憩热点目的地更多位于交通可达性强、空间分布相对均匀、商业氛围好的各级各类商圈，以“自然风光好”为代表的其他休闲空间存在可达性不足的痛点。

3.4 小结：宜面向关键场域精准配给空间政策和服务

从需求端来看，近高校、近地铁、近就业地的3类地段对职业上升初期的高校毕业生有特殊的包容性意义，是向目标人群精准配给服务的关键场域，也是空间政策引导人才政策的重要突破口。

从现实供给端来看，由政府为高校毕业生直接提供定向空间资源的成本较高，不适合以大规模供给的形式推广，但宜作为对市场的补充引导方案，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图8)。例如：保障性租赁住房宜突出补充性、引导性、精准性特征，“少而精”地推出城区内、近地铁、小户型、可支付的旗舰项目；大学生创业园宜突出试验性、公益性、过渡性特征，“有规划”地推出高校边、大厂边、园区边、有扶持的试点园区；公共休闲空间宜突出可达性、有趣性、氛围感特征，“有温度”地打造城区内、社区旁、通勤廊道上的“小确幸”公共空间。

4 面向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规划策略

目前，北京西城区、顺义区已入选首批45个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相关工作被列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的《2023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清单》，强调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放在更突出的位置。面向这一根本性需求，研究提出通过更开放的空间权利为高校毕业生充值“留京福祉”，在具体策略输出上需把握多元活力的就业机遇、职住联动的住房保障、过渡期落脚关怀、青春化公共服务4个要点。

(1)发挥空间资源供给对强化城市经济功能与促进青年就业的作用，为系统性提高首都立业吸引力提供空间保障。一是提高新兴产业园区和商务区的入驻公司“复杂度”，在空间上培育兼具多元化职业起点与职业纵向发展梯度的“择业机遇区”。二是将服务企业和服务人才相结合，将就业吸纳能力纳入企业社会效益评价，在小微企业和龙头企业之外，加强扶持具有校招能力的中等规模企业。三是重视创业带动就业的乘数效应，扩大以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为代表的政策惠及面和创新影响力，突出试验性、公益性、过渡性特征，“有规划”地推出更多高校边、大厂边、园区边、有扶持的试点园区，进一步打通与城市中更广泛智力资源、多元化空间资源、多梯度产业园区的横纵向联系，提高北京对青年创业的友好度。

(2)把握职住联动的住房保障思路，加强城区内、近地铁、小户型、可支付的高校毕业生保障性租赁住房有效供给。一是瞄准高校毕业生群体的真实需求点，实现精准供应，有针对性地推出一批旗舰项目补充和引导市场。其中，建议在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中结合高校毕业生起薪水平研判客群的租金支付能力，重点供给月租3000元以下的细分产品^⑥，填补现状租房市场中最稀缺的产品区段。二是适应高校毕业生群体的强通勤需求，优先推进城区内、近地铁、小户型、可支付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实施，缩减高校毕业生通勤“最后一公里”的“末梢时间”，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可供给资源与主要租赁客群的实际居住空间需求的匹配。三是把握高校毕业生作为非家庭租户的人生阶段特征，增加供应可支付经济型整租的小户型资源。四是适应职业初期的高流动性特征优化配租方式，优先推出面向全市而非特定区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放申请的项目，并明确配租年限与退租条件。

(3)围绕降低生活成本，为“慢就业者”提供过渡期服务，将面向高校毕业生的落脚关怀延长到2～3年。把握高校毕业生落脚城市的动态成长路径，建议依从高校毕业生成长阶段，在求职到定居的各个关键环节提供包容性的城市落脚关怀。一是建议针对不同职业阶段的差异化租住需求定向提供短租住房、过渡性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不同类型的居住产品，包括面向实习期及求职期青年提供求职短租公寓和床位式灵活短租空间；面向初入职场阶段的新北京青年，保障近就业地的可支付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有效供给；面向家庭化阶段青年，增加多元化的市场租赁选择，并建议在北京像素、天通西苑等青年聚居和熟知的社区试点探索青年友好社区建设。二是以繁荣市场供给、促进商业生机的方式保持超大城市基本生活性服务业的活力，降低“一餐食、两通勤、三尺床、万家店”在北京的“生存价码”，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低成本、高便利度的城市生活环境。

(4)迎合“Z世代”高知青年的审美品位和精神需求，在公共服务及场所营造中体现青春元素的人文光谱。以加拿大的“青春城市指数”(Youthful Cities)^⑦、新加坡的青年城市建设环境需求调查^⑧等国外实践为启发，建议面向青年高知人群有意识地增加人文休闲类城市公共品的普惠供给。一是促进文化和艺术成为北京的“全民公共品”，增加城市美术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向青年群体免费开放的比例；二是增加对休闲基础设施的投放，促进无边界公园、开放式绿地、高品质步道等自然休闲空间融入上班族基本行动链，提高城市对劳动者的疗愈力；三是丰富青年群体的日常休闲体验，围绕就业中心、轨道站点等节点植入小型消费性公共空间，增加工作与通勤间奏中的活力休闲机会；四是拓展青年休闲场景与丰富社交体验，采用受青年人欢迎的市集、展览、演出、网红打卡地等场景形式促进高知青年在城市中的精神互动，提升城市公共生活饱满度。

综上所述，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核心要义在于为青年群体铺设社会纵向流动通道，而良好的规划治理将回应青年群体阶段性的身份特征及需求，以空间政策促进机会平等，在空间资源保障与空间服务配给、关键场域营建上兑现青年发展权利，实现“青知友善”的城市愿景。

【注　释】

①对应2022年研究开展时期，“高校毕业生”群体重点指2019—2024年毕业的“过去三届”和“未来三届”留京、进京毕业生，延伸探讨全部已在京就业的35岁以下青年人群。

②包括对统计年鉴、各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等公开资料，北京市教委、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等部门机构调研信息，以及联通手机信令大数据抓取等多源数据的综合研判。

③基于联通手机信令大数据，根据全国1161所普通本科高校和1308所专科高校空间范围，依据手机定位提取上半年常住地在校内、下半年常住地在校外的人群，将其标记为当年度毕业的高校毕业生。算法上排除了下半年常住地在其他高校内，即“跨校升学”的人群，其中北京本地高校居留和外地高校进京两类人群加总，为当年度在京就业的全部毕业生数量。

④工作日到访地定义为“非职非住、驻留超过1小时的到访目的地”，周末游憩地定义为“非职非住、驻留超过1小时的驻留地”，根据二者统计驻留人次；居住地和就业地按照全月观测下夜间常住地、日间常住地结合通勤规律的综合性方法进行识别，根据二者统计常住和就业人数。

⑤网络民族志(又称虚拟民族志、数码民族志等)将网络空间作为田野，在网络社群中参与、互动和观察，从而了解特定的网络社群。国外对这一方法的系统性应用源于伦敦大学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2020年他在最新的研究中断言“虚拟空间有时会比面对面的交流更能揭示人们真实的一面”。

⑥2021年贝壳研究院毕业生租房调查结果显示，选择在北京工作的毕业生中，超过七成毕业生的月租金支出在3000元以内，超过九成毕业生的月租金支出在5000元以内。即使如此，年轻人平均月租金占月收入的比例也在40%以上，显著高于国际上通用的30%的“可负担警戒线”。

⑦2015年，加拿大Decode公司构建了一套以青年眼光审视城市吸引力的“青春城市指数”(Youthful Cities)，该指数涵盖生活、工作、玩乐(Live-Work-Play)3个维度，通过调查超过10万年轻人对55个城市的意见，评选出当年度年轻人最喜爱的城市，此类青春城市有6大特征：链接、活力、开放、新奇、创造、好玩。

⑧2021年，新加坡国家青年委员会(NYC)与新加坡城市重建局(URA)合作，邀请了1.2万名青年参与长期规划审查(LTPR)，以获取他们对未来50年及以后新加坡建设环境的反馈。调查显示，青年对新加坡未来生活环境的构想包括包容、可持续、韧性、与众不同和可爱(Distinctive&Ende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