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溯公园城市相关思想融汇过程，以及进行概念辨析与内涵探微的基础上，借助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及统计学原理等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剖析公园城市研究现状的特征，并分析生态文明时代公园城市研究的适变趋势，即从“形态先行”到“生态优先”的营城逻辑转变、从“寻求共识”向“点面开花”的理念应用转化、基于“对象和场所”的视域范畴的持续外延、聚焦“路径和方法”的构建之道日趋深化等。基于此，突破固有思维并提出响应需求、面向未来的主动应对思路，从协同空间载体供给程序、自然资产核算与再生、权利明晰和义务界定等方面展开思考，推动研究领域从“适变”迈向“应变”，以期为后续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参考和方向指引。
[关键词] 公园城市；适变；应变；空间供给；自然资产；权利和义务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3)10-0042-08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引文格式] 李震，马晨曦，李云燕，等．公园城市研究的适变与应变：兼论空间供给、自然资产和权利义务[J]．规划师，2023(10)：42-49．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赴四川视察期间首次提出公园城市理念，强调要把生态价值纳入规划建设当中，这是我国从工业文明时代迈进生态文明时代关于城市发展范式的新探索，也是坚持绿色发展之路、瞩望美丽中国的全新阐释，可以说公园城市是生态文明时代纠偏人居环境构建模式、追求理想城市图景的必然结果。城市建设在践行生态文明的过程中需要突破固有逻辑，向兼具空间、功能、社会及经济等多重属性的高级形态演进，而公园城市的应运而生，为重新认识城市的基本属性提供了全新视角。同时，与其相关的学术研究成为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等学科争相探讨的热门话题。时至今日，国内学界的关注重点不仅涵盖了多维价值、呈现特征、发展脉络及阶段划分等方面，还囊括了理论应用与地方实践、场景营造与社会治理、构建模式与实现途径等层面的思考，甚至涉及形态与生态的逻辑辩证、绿色空间赋能效用及价值转化等深层次问题。
当前我国处于城镇化降速提质和社会经济转型的阶段，建设公园城市不仅是改善人居环境的有效抓手，还是构建新型城乡发展模式的创新增长极，有助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更好地贯彻“十四五”规划纲要的绿色发展逻辑，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基调中全面提升城市品质，有必要对公园城市进行系统分析，为研究领域的动态适变指明方向，展望公园城市响应当代需求的主动应变，以期为后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1 相关思想融汇与内涵刍议
1.1 公园城市的理念溯源
公园城市是集建城经验和时代需求而凝练所得，其正式提出的时间虽不久，但实际上并非无本之木，相关思想可追溯至东方传统思想及西方经典理念。为了凸显生态价值，我国从“增绿”“美境”方面着手，先后提出山水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及生态园林城市。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山水园中城，人工山水城中园”，近代城乡融合的“都市农村化、农村都市化”，以及“大地园林化”，都是相关思想融汇的图景表达，田、林、水、宅等要素构成的川西林盘①和以西湖为核、西山为障的杭州山水格局是公园城市的实景雏形。西方则侧重从全域视角探寻城市发展模式，如为控制规模和改良社会而提出的田园城市，以及倡导完全分散、低密度生活的广亩城市。此外，美国基于工业化过程反思的“绿宝石项链”行动，试图构建波士顿公园网络以实现自然和都市的融合；英国肯特郡汲取花园城市和绿色城市的理念，进而提出有机增长的“新花园城市”设想。
毋庸置疑，公园城市的缘起伴随相关思想融汇和实践探索，中西方在追求理想城市的发展脉络中，均折射出服务对象由私人向公众、自然环境由景观向资源等价值转变的共同特点。我国相关思想的融汇主要围绕“公园—城市”的辩证关系而迈向不同的演进阶段，可概括为园林发展期、从古典园林到近现代园林的转折期、计划经济背景下公园建设的波动期、市场经济下公园建设的蓬勃引领期和生态引领城市模式的多元探索期5个阶段。见表1。
学界普遍认为公园城市是相关理念的外延与升华，是超越物质空间层面建设范畴的人居系统治理新范式。不同于以“道路绿化为开端”的花园城市、致力于城乡融合的田园城市、仅关注绿地景观塑造和指标体系构建的园林城市、强调自然—社会—经济等系统可持续耦合的生态城市、强调紧凑城市形态及降低能源消耗的绿色城市，公园城市的内涵更加丰富(表2)，其灵魂在“公”、着眼于“城”、相承于“园”，强调开放性和公共性下的以人为本。有学者认为“一公三生”是对公园城市内涵的高度概括，即在服务人民和公共基底上承载生态、生活、生产这3方运行系统；也有学者认为“人、城、境、业”是公园城市的关键要素，公园城市规划建设是一项复杂、缜密的系统工程。基于此，公园城市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引领宜居城市营造，通过优化公园系统、绿地网络、城乡格局的协同建设，以此为前置性配置要素提供满足人民需求的服务产品；二是承载多维价值，在追逐理想人居蓝图的生动实践中反映并实现生态价值、公平价值，以及美学、游憩等价值取向。
根据布拉德福定律，文献质量与权威性对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可信度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选择参考价值较高的学术期刊作为数据来源，对CNKI数据库中主题包含“公园城市”的文献进行图谱量化分析，初步得到286条样本(每篇文献为一条样本)，然后通过人工确认方式对文献进行逐一筛查并删除非学术类或关联性不强的数据，最终获得与主题相关度较高的187条样本。值得说明的是，考虑到公园城市正式提出的时间不久，而在此之前与其相关的研究课题已然存在，为厘清国内公园城市研究图景的演变特点和脉络，检索时区的起始时间设置为2010年。借助CiteSpace计量工具对研究成果的时间分布和聚类情况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突现词检测、关键词共现、聚类等生成对应的信息图谱，揭示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趋势。
首先，从时间序列来看，学术领域的研究热度与政策导向息息相关。将聚类标签沿时间轴展开，可清晰看到热门主题随时间演变的态势(图1)。其中关于绿色基础设施、城市绿色空间、公共开放空间的讨论成为2010—2017年的高频话题，这些话题的讨论是城乡规划及风景园林等相关学科响应国家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随着2018年公园城市在成都的正式提出，学界视野逐渐转向城市发展范式的回顾、反思与创新，同时带来对生态价值、城乡关系、以人为本等课题的深入探讨，学术成果呈现短期的爆发与积累，伴随出现的系列突现词(如公园绿地、规划策略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需求和国情要求。
其次，从共现频率来看，与主题相关的垂直研究深度有待加强。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图2)的关系线和节点大小可以看出，公园建设、人居环境、绿地建设、体系构建等构成了公园城市研究领域的主要画像，但学术领域的垂直体系构建尚未层次化。一方面，近年的成果主要是结合公园城市本身进行点对点式的探索，涉及理念认识、实践应用、发展路径等，还没有在垂直方向细分形成多层次的次级领域；另一方面，衍生出的相关热词对该领域学术成果积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彼此间的联系强度仍有待提高，主题研究广泛联系且普遍交织的多维网络是未来学界和业界探索的关键方向。
最后，从来源期刊来看，交叉学科的联动式研究尚且处于初级阶段。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来源进行统计发现，城乡规划学科、风景园林学科在该研究领域扮演核心角色，而鲜有从景观生态学、环境科学、社会科学等学科角度出发进行大胆求证的论述，但生态文明时代下“园是城，城则园”的新型人居图景需要多学科融合来共同推进。因此，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融合联动的创新模式，是跨越初级阶段实现多元开放性学术高地建设的必由之路。
3 生态文明时代公园城市研究的适变趋势
3.1 营城逻辑：从“形态先行”迈向“生态优先”
公园城市在我国学术领域的出现，意味着我国的营城逻辑从“形态先行”向“生态优先”迈进(图3)。人类社会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蜕变期，在这个漫长过程中，城市不再只是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生产机器，即基于经济规律、政府干预和引导对空间价值进行挖掘，而是承担起提供具有健康、绿色、开放等特征的服务产品，由此满足动态演变的人居需求。这种转型本质上是对传统营城逻辑的辩证思考和顺势颠覆，相关研究已经在规划建设程序方面呈现适变趋势。
一方面，近年研究成果中的规划设计手法从干预型走向柔化式。以往主要是通过整合以人工为主的资源来重塑空间形态，从艺术美学和增绿指标的视角弱化城市的机械化属性，达到改善日常环境和亲近自然的双重目的，表现为“先空间后生态”的工作路径；以公园城市为代表的新型规划逻辑则是“先生态后空间”，其核心转变是从“重形态”到“重生态”，不仅强调要尊重自然本底、优化与重组资源、实现形态和生态有机统一，还强调夯实立法的法理基础和拓展保护自然的法规体系，如基于实施成效的城市景观风貌立法探究，同时这一转变还可以运用在国土空间重构、城市更新实践及功能用途管控等工作中，尤其在生态空间范围划定与主导服务功能识别方面表现突出。
另一方面，“城中园+园中城”格局下的“先生活后生产”共识初现。在公园城市研究热潮中不乏对城市和公园关系的探讨，基本达成一致的是要摒弃过去在城市建设范围内以服务半径来设置规模有别的公园体系的思想，从全域视野出发，将“城”与“园”紧密融合，形成“园中有城、城中有园”的共生格局。此外，强调“先生活后生产”的规划思路并不是否定“三生”空间协调的顶层逻辑，而是对过去基于经济效益的城市建设路径的修正，更加强调身心健康、文化活力、安全等方面的需求，这一规划思路是对“践行绿色城镇化要求下空间载体”的优化响应。
伴随着学界对公园城市研究广度的逐渐拓展，目前学界对其内涵释义和轮廓表达已经从寻求共识阶段转向多维应用探索阶段，涉及的平行领域远不止公园体系聚类，而是表现出多尺度层面的“点面开花”趋势，可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的研究。
此类研究侧重非绿空间与绿地系统的深度融合，试图构建“大系统、大生态、多功能”的“全域公园”分级管控格局，研究对象不仅囊括中心区的廊道体系、郊区的城乡绿地及城园生命共同体，还包括从规划方法和技术角度探讨的实践案例。例如：徐海顺等从绿色安全基底、城园共融的视角提出公园城市日常绿地和风景游憩绿地体系构建策略与途径；张鑫彦等以上海世纪公园和黄兴公园为例，分析环公园绿道的使用人群特征、规划设计特征和建设管理特征，进而提出建设环公园绿道的意义，即补充城市绿道形式、与夜公园开放互补、推动公园更新改造和提升市民幸福指数。
目前此类研究较为活跃的研究对象是综合交通、滨水空间、河网体系及街道更新等。有学者认为道路景观作为绿色屏障的传统思维需要转变，应基于沿线不同人群需求将公园属性注入道路附属绿地，使其成为集生态、风景、生活于一体的城市缝合活力带；还有研究提出应运用风景园林手法统筹规划设计，通过路权转换、情感记忆和低碳智慧等途径促进街景空间适应性升级。
公园城市理论引入“三生”空间的不同功能场景，根本目的是承载人本导向的多重价值，不仅要关注存量时代背景下旧城活化、老旧社区修补、遗址更新等过程中对公园城市的落实成效，还要重视新城文化场景打造、品牌定位和转型中人—城—境的平衡与协调。此外，学界普遍认同城市外围的郊野公园、森林公园和广袤乡村等是推动真正意义上“园城一体化”的前置因素，如：杜文武等从生态—社会效益出发，构建森林生态服务系统评估体系；郑玉梁等提出城乡融合单元路径以回答新时代乡村发展问题，通过整合生产资源、生态保护、差异服务和“全域公园”营造等方式，打破传统行政组织模式，创新“产业+村镇”的空间和管理单元。
根据文献整理发现，不论是以公园城市为视角拓展出的研究对象，还是以各城市、片区、乡镇为实验场所的在地性探索，当前视域范畴均呈现出不断外延的特征。
首先，从地域性来看公园城市的场所实证研究，案例选取最多的当属理念首提地——成都，这些研究既有从城乡规划的维度对城市结构布局进行再思考，也有从风景园林的维度提供实践策略参考，甚至还有探讨特色慢行网络、河流体系等更为微观的构成要素。学界不仅关注大城市(武汉、南京、厦门、天津等)对公园城市理念的运用，还对小城市、县城、乡镇等地区的公园城市建设进行针对性研究，如：邱洵结合实际案例，探索公园城市理念下小城市新区整体性、本土化的技术规划路径；罗静茹等将公园城市的要素融入特色小城镇建设，对新场镇人文价值导向的模式选择、公平共享的设施服务、城乡聚居形态的生活环境等方面进行深入实践。此外，生态更为脆弱、地形更为复杂的西部地区城市成为实践基地的另一热门选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此类地区大多拥有地形地貌的先天优势与丰富的景观资源，具有生态价值兼服务品质的绿色城市构建条件；另一方面，此类地区的城市往往规模较小且发展速度缓慢，在建成环境中仍可识别出清晰的自然本底，恰好符合“城园相融”的建设要求，如巫山、云阳。
其次，从公园城市的视角来看，研究对象从物质层面的绿地安全基底、公共服务设施、结构布局等，逐渐延伸至公共开放空间、城市形态模型、绿色高质量发展进程及空间治理等深层次问题，这意味着该领域的研究对象已经从显性化的空间供给转向隐性化的服务理性，如金云峰等认为价值观需要从单一的物质维度转向内涵式发展维度，而关键在于内生活力的营造机制构建，这无疑为研究视域的范畴拓展指明了方向。
严格意义上来说，当前学界对如何构建公园城市还未形成非常繁荣的成果积累和完善的指导框架，许多学者虽然试图从模式、技术、逻辑等维度展开理论和实证探索，但是对比成熟的课题研究要求尚有一段距离，日趋深化的构建之道主要呈现为多样化的路径选择和方法运用。
从路径选择来看，由于公园城市的内涵覆盖较广，其建设途径的切入点兼具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前者多数以园—城关系、绿色空间为抓手，以问题为导向提出相应发展策略，如：王雨等通过探索公园城市路径选择的动力机制、空间效益及特征，凝练出在增量或存量地区的提升和开发等4种矩阵交叉模式；吴明豪等提出以顺应自然为导向构建稳定的城市生态系统，以“人文之韵”为特征构建内涵丰富的城市空间系统，并强调公园城市建设的核心是人的需求，城市绿色空间的建设要与民生统一协调。后者则侧重转向“筑境—聚人—营城—兴业”的建设引领逻辑，秉持“先公园后城市”的发展路径，一方面将单纯的物质空间打造模式升级为场景渲染模式，另一方面对生态价值兑换途径进行再挖掘，实现周边区域土地价值的提升和新兴消费功能与业态的崛起。
从方法运用来看，不论从何种路径推动公园城市建设，都离不开可行性较强的技术方法支撑。既有文献包括在城市设计、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层次提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落实工具，并且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相关要求，从生态控制线划定、用地规模确定、建设行动计划等步骤着手的研究已陆续增多。同时，关于公园城市的标准和评价体系成为技术方法领域的热门话题，如刘滨谊凝练出公园城市的9项综合目标与价值评价标准(ECH9)②，提出由ECD(生态文化中心区)替代传统的CBD/RBD的公园城市中心区空间发展模式。
回顾近年来对公园城市的探究历程，不难发现这是在国家转型和时代演进双重作用下的动态适应过程，政策导向下学术热点的持续升温必然会导致成果积累滞后于社会需求，应突破现有领域的固有思维，转向需求导向，从“适变”迈向“应变”(图4)，即采取前瞻性视角和面向未来的心态，主动应对具有不确定性的新形势、新挑战。
公园城市的理想家园构想始终要落实在空间载体之上，已有众多学者从多角度对不同类型的功能单元提出优化策略，但较少采用整合手段，对绿色空间网络的要素升级方法、系统量化标准及在规划全过程中的作用的考虑不足，因此建议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重点深化。见图5。
由开敞空间和自然区域组成的绿色基础设施网络包含湿地、公园、绿道、森林和乡土植被等不同要素，不论是从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游憩价值还是从美学价值来看，想要发挥自然基底的载体作用，就必须从要素的差异化升级着手，既要强调单一要素固有自然特质的保护技术和潜力极限，也要从多方主体维度探索不同要素在衔接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冲突现象和解决方案。此外，在平衡土地开发和改良物质环境的过程中，需要极具空间修补、缝合、统筹等作用的成熟学科领域的支撑。可见，加强与之适用的学术理念和技术方法的关联性研究十分关键，如将LID理念中渗透、调蓄、净化等方式运用到道路、广场、园林绿地的精细化设计中。
当前研究尚且缺乏对园—城融合基底的定量描述与评价标准，可以通过构建绿色基础设施的量化模型，纳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健康效益、可达性、连接度、安全系数等目标，从数量、质量、成本等维度提供数字化、可视化表达途径。定量路径的多样化和针对性成果不断积累，一方面可以更为明确地运用在管控要求、城市体检和成果评价等具体操作环节，另一方面有助于进行城市间的横向比较，基于不同标准而采取对应策略来满足空间载体供给的预期要求。
4.1.3 强调绿色基础设施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地位
一方面，发挥绿色基础设施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层面的引领作用，如为“三区三线”划定方法提供新思路，避免全域空间在后期功能落实过程中出现“指标过死导致的弹性不足”的问题；改变以建设用地、非建设用地进行土地资源管控的单一逻辑，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进行用地布局和形态把控。另一方面，将绿色基础设施融入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的全过程，如在考虑慢行系统可达性的同时，强化绿地网络的连接性，在识别自然生态区的工作中增加生物栖息地专题研究。
从倡导生态文明战略和调动全民积极性的角度来看，要落实公园城市强调的“新增长极”，就有必要重新认识自然资源，赋予其资产价值属性并明确核算方式，这有助于促进环境资源消耗和经济增长速度的脱钩进程。可结合西方相关研究(MPS、SNA等③)与我国客观情况，从实物量与价值量、静态存量与动态流量等不同维度构建面向公园城市规划框架的核算方式，既要突出自然本底要素的生态效益，又要提升其经济价值、服务价值等。同时，考虑到自然资源因属性不同而引起分类核算的标准差异，需要进一步探索在公园城市语境下综合核算的技术导则。在明确定量评估方法的基础上，如何配置资产、挖掘资产再生能力及建立公平的补偿机制将是后续的关键课题，这关乎资本效应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极具研究意义。
在核算方式与再生机制的完善过程中，应逐步建立起一套环环相扣的行动路径。首先，将自然资产量化目标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具有不同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及处于不同城镇化阶段的城市，其资产成本具有较大差异，空间规划应结合客观实情和战略要求，明确近期指标和远期目标。其次，应利用多种核算方法和多情景模拟技术，对不同策略倡导下的方案进行定量预测和对比，基于自然资产综合效益最大化提出规划方案修正意见。最后，应构建“目标—策略—核算—模拟—修正—行动”框架(图6)，聚焦生态、生产、生活的重要领域，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专题与相关专项规划，将目标分解并落实为具体行动指引，由此作为统筹安排国土资源的重要依据。
当前学界普遍认同立法权责划分是推进规划实施的有力保障，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均是未来该领域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
基于公园城市的内涵共识，建议从构成要素和规划建设程序两个方面明确约束对象及对应的约束力，如宏观层面与国家战略、生态本底、资源禀赋、环境条件等相契合的空间格局，微观层面建筑围墙的类型选择、通透率及绿视率等指标管控。此外，应厘清低碳发展、防灾安全、人本需求等与公园城市广泛联系的具体内容，进而通过立法在行动程序、权力分工、责任主体等方面达成共识。
从满足生存需求的空间到符合生活愿景的家园，需要全员参与和共同维护。立法首先要阐明公园城市规划涉及其他专项规划、详细规划内容时的衔接关系，调动不同编制主体的交互性与合作性，保障内容不冲突、程序易对接、规划可落实；其次是在建设实施过程中明确各部门的参与义务，避免行政管理出现“真空”现象；最后是鼓励企业、单位、市民等积极融入自然资产管理、增值、保护和监督等系列工作，保证公园城市建设的公平性。
不可否认，任何一门学科高地建设都离不开大量的学术研究与实践积累，而其价值与意义的评判始终是以是否满足当前社会需求和时代要求为依据的。公园城市的提出为生态文明时期我国城市发展范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对构建美丽中国、提升城市品质、助力人居环境升级等方面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本文借助文献计量、数理统计和可视化分析等方法，对该领域现状研究成果进行图谱分析，从营城逻辑、理念应用、视域范畴和构建之道4个维度剖析其动态适应过程中的趋势特征，由此提出需求响应下该领域面向未来的主动应对思路，以期为后续的学术探索和具体实践提供方向。此外，公园城市既不是理想家园的唯一图景，也不是实现途径的固定模式表达，而是映射人—城—境三者和谐关系的形态共识，在阔步向前的探索进程中需要不断丰富内涵与拓展范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繁荣才是迎接新时代美好人居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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