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苏州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归纳总结流动摊贩的宏观区位分布特征、微观空间占用特征、中观空间依附特征及其“空间—行动”逻辑；基于多源数据，运用相关性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析流动摊贩空间分布机制。结果显示：购物消费类设施密度、交通可达性、交叉口密度、街道设施密度、出入口密度等5个因子是影响流动摊贩聚集性的主要因素。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空间转向的治理思路和治理策略，包括制定合理的摊区专项规划、加强城市设计、建立数字化平台、鼓励多元互动治理等，从而更好地约束和引导流动摊贩，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空间治理；流动摊贩；分布特征；影响因素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3)09-0131-07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B
[引文格式] 胡莹，沈锦焘．苏州城市流动摊贩空间分布机制及其空间治理策略[J]．规划师，2023(9)：131-137．
非正规经济对经济和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可以弥补正规商业的不足，保障就业、缓解社会压力，而流动摊贩是非正规经济的重要主体。流动摊贩指的是无固定经营场所，以摆摊设摊方式从事商品售卖和服务活动的人群，包括取得或未取得政府主管部门许可，随意选择地点进行摆摊经营的个体。流动摊贩不仅降低了我国农村人口失业率，还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给城市居民带来了生活上的便利，其存在改变了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属性，在营造城市活力场所的同时保留了城市市井生活形态与文化，然而流动摊贩治理始终是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痛点和难点，因为流动摊贩容易影响公共空间使用、城市卫生和市貌，引起商品质量和安全卫生问题。在城镇化发展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的过程中，如何包容、公平、高效地疏导流动摊贩将是流动摊贩治理的重要议题。
过去，政府为了维护城市形象和秩序，对流动摊贩一直采取驱逐和排斥的治理模式，但始终未能奏效且引发了持续的空间冲突。如何通过治理实现城市秩序与就业生计的平衡，学者们大多从法律、政策、管理学、制度经济学等方面提出建议。地方政府对流动摊贩空间治理越来越倡导包容态度，有学者提出应从“刚性治理”走向“柔性治理”，从“专项打击”走向“动态监管”，从“运动式执法”走向“包容性治理”。
流动摊贩治理议题也吸引了城市规划领域诸多学者对空间治理的思考，学者们建议通过制定合理的规划政策来整治流动摊贩乱象；城市规划可以通过增加规划用地弹性、提升街道公共空间设计的复合性、以社区规划师为纽带完善多方协同治理模式等方法辅助解决城市街头摊贩空间治理困境；通过规划建立疏导点对流动摊贩进行疏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摊贩无序经营所产生的社会环境问题；树立供给型疏导理念，主动消解流动摊贩的负外部性，以空间引导和服务供给促进治理转型，同时兼顾流动摊贩经营的核心需求，建立“新社会契约”关系。广州的疏导区、苏州的便民疏导点等，都是对流动摊贩治理的探索。然而，随着城市逐渐走向多样性、包容性和个性化，这种自上而下按规模的普适化供给模式难以满足流动摊贩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因此，传统的管控方式已不再适用当前的流动摊贩治理，不符合现代化治理的要求，亟待创新治理理念来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在制定流动摊贩治理的具体方案之前，各地政府需先了解辖区内非正规经济的大致情况，并对街头流动摊贩活动的规律进行提前研判。事实上，城市中流动摊贩的集聚在地理、时间、业态与规模等方面具有一定规律，认知流动摊贩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空间—行动逻辑，是对其进行治理的基础，也是精准治理的前提。目前针对流动摊贩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大多从宏观的城市尺度展开，从微观尺度展开对流动摊贩空间分布特征和机制的研究较少。本次研究以苏州中心城区为例，揭示流动摊贩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分布机制，分析其“空间—行动”逻辑，为城市流动摊贩的空间治理提供依据，提出苏州城市流动摊贩空间精细化治理思路与策略。
苏州自古为商贾云集之地，流动摊贩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保留流动摊贩这一经济形态对于古城保护、提升城市活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随着一系列鼓励夜间经济的文件发布，对于流动摊贩的治理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本次研究选取苏州中心城区作为主要研究区域，包括虎丘区、姑苏区、工业园区、相城区和吴中区，调研对象是在该区域内开展交易活动的临时或半固定型的摊贩，调研时间为2022年6—11月，在该时间段内苏州城市运转正常。
通过田野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对苏州流动摊贩进行实地勘察、行为追踪并记录相关地理信息。运用大数据获取社会经济数据和建成环境数据，并对流动摊贩的空间特征进行定量刻画，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筛选影响因素，从而得出流动摊贩活动发生的影响机制。
本次研究实地调研到的流动摊贩个体总数为737个，摊群点①为59个。从经营内容上看，流动摊贩出售的商品以熟食小吃、蔬果生鲜、服饰和日用百货等类别为主，其中熟食小吃类占大多数，占比高达73.4%。
2 苏州流动摊贩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机制
2.1 流动摊贩空间分布特征
2.1.1 宏观区位分布特征
调查发现，不同行政区的流动摊贩分布、数量、种类等均有着较大的差异(图1)。工业园区的流动摊贩数量、摊群点数量均最多，而虎丘区的流动摊贩数量最少，相城区的摊群点数量最少。从摊贩密度②和摊群点密度③来看，相城区的摊贩密度最高，姑苏区的摊群点密度最高，而吴中区的摊贩密度和摊群点密度均最低。
具体来看，姑苏区的摊群点表现出“多而疏”的特点，即摊群点较多且分布均匀，但是每个摊群点的流动摊贩数量相对较少，大多为1～5个，流动摊贩的聚集性较低。这主要是由于姑苏区有大量的历史遗存和旅游设施，城市管理力度相对较严，且缺少大面积的公共空间，但其周期性的旅游人群和商业设施的不足吸引着流动摊贩。相比其他行政区，工业园区流动摊贩的数量最多，有19个大型摊群点，占比约为1/3。由于工业园区周边有大量的回迁安置住区等，且分布有大量的工厂、高校，工人与高校学生等均是流动摊贩的主要顾客。相城区的流动摊贩和摊群点少且分布集中，因此相比其他行政区，其流动摊贩密度更大，且主要分布在行政区边界附近，呈现“少而密”的空间分布特点。在相城区与姑苏区的多个交界位置，早晚高峰拥有大量的人流，流动摊贩也会抓住这些潜力区域形成大型摊群点。虎丘区和吴中区的流动摊贩数量及密度均较低。
通过实地追踪观察发现，超过50%的流动摊贩集中在各行政区交界处，摊贩人群相对固定且活动区域固定在交界线附近的一定范围内。通过访谈得知，城管执法的时间与地点是影响流动摊贩空间分布的最重要因素，各行政区交界附近的摊主可以在不同的管辖范围区“自由”流动，灵活躲避不同区域执法者的管理。此外，66%的大型摊群点分布在城市环线的周边区域，城市中心内则以小型摊群点为主。
流动摊贩会根据自身的经营内容、经营优势依附于不同功能类型的公共空间，以获得更多的经营利润。调研发现，流动摊贩的空间占用类型主要分为5类，分别是占用非机动车道、占用人车混行道路、占用人行道、占用路边停车位和混合型占道④(表1)。前两类流动摊贩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正常的交通通行，而后3类流动摊贩则分布在人行区域，创造了多样的街道空间组合，用低成本的空间挤压换取多样的空间体验，增加了人群交流、停驻的可能性，提升了道路空间的活力。从不同业态流动摊贩的空间占用类型来看，熟食小吃类摊贩由于自身交通工具的限制⑤，大多选择占用非机动车道或车行道，而其他业态的流动摊贩因占地空间较小，往往占用人行道的一侧设摊经营。见图2。
在道路的占用偏好上，流动摊贩占用次干道、城市支路的占68%。因这类道路通常承载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人流量较大，且大多数的街道宽度尺度适宜，可步行性好，故增加了顾客驻足停留机会。
尽管流动摊贩乐于在街道上设摊经营，但其所依附的周边空间和人群面向存在一定的差别。调研结果表明，流动摊贩依附的周边空间主要包括社区、商业设施、交通枢纽等，其中依附社区和商业设施的占比最大，分别为47%和31%。
社区作为主要的人口聚集区，早间和晚间拥有大量的人流，为流动摊贩提供了良好的经营环境。社区类型主要分为传统街坊社区⑥、高收入商品房社区⑦、中低收入商品房社区⑧、人才公寓社区4种类型。流动摊贩的选址偏好于中低收入商品房社区(占比47%)和人才公寓社区(占比23%)。
既往文献指出，流动摊贩与正规经济的空间分布可以通过集聚互补彼此的经营内容实现帕累托改进。调研发现，流动摊贩依附的商业设施主要分为大型商业建筑和沿街店铺两类。大型商业建筑周边的流动摊贩主要位于商业建筑的出入口和广场，而流动摊贩与沿街店铺的空间关系主要分为摊贩位于店铺之间、摊贩位于经营店铺前和摊贩位于停业店铺前3类。
因为流动摊贩的经营对于正规商户的经营有不小的影响，如影响店面客流、破坏门面整洁度等，所以商户会对其产生排斥并加以驱赶，但是店铺本身的地理位置佳，人流流动性大，因此有64%的流动摊贩会选择在正规商户歇业后设摊经营，并自觉维护商户门面的整洁和卫生。
交通枢纽依附型流动摊贩通常呈点状散布于交通枢纽附近。由于地铁口、公交站台通常不具备大的公共空间，且来往人数密集，流动摊贩难以聚集。除了直接占据交通出入口等有利位置，附近街道也是流动摊贩选择的区域，既可以享受地铁口、公交站台带来的客流，又拥有了更多的可利用空间。
如上所述，流动摊贩在空间的分布上有其规律性。为探究流动摊贩分布的空间机制和集聚特征，进一步剖析对流动摊贩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本次研究主要以调研获取的59个摊群点(聚集的流动摊贩数量)作为因变量，对相关影响因子进行相关性和回归分析。
经相关文献整理和采访调研，社会经济和建成环境是影响流动摊贩空间分布特征的两大类因素。流动摊贩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群体，往往会以人流量大的区域作为选址目标，并综合考虑周边人群的消费水平、城管监管力度、正规经济等社会经济因素。从建成环境因素方面来看，流动摊贩主要以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可达性、街区形态和街道空间设计等作为选址的潜在因素。
在具体因子的选择上，本次研究筛选了17个因子作为自变量，包括社会经济因素中的人口密度、住区户数、与城市管理局的距离、房价、人均消费5个因子，以及建成环境因素中的各类公共设施点密度、街区形态相关因子及街道设计因子。其中：街区形态相关因子包括交通可达性、路网密度、交叉口密度、最近交通设施距离、建筑密度、容积率6个因子；街道设计因子包括人行道宽度、道路宽度、道路长度、街道设施密度、出入口密度5个因子(表2)。考虑到流动摊贩的消费特点和人群使用特征，除与城市管理局距离和最近交通设施距离两个因子外，其他因子均在以流动摊贩为中心、半径为500 m作为缓冲区范围内进行取值。
为了进一步讨论流动摊贩的功能依附效应，流动摊贩附近的设施点细分为政府、医疗、学校、居住、办公、购物消费、美食餐饮、交通和生活服务等类别进行设施点密度相关性分析。
首先使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筛选与流动摊贩数量具有显著相关性的各类因子，其次以这些因子作为自变量，以流动摊贩数量作为因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流动摊贩聚集性机制。共线性检验发现，模型中VIF值全部均小于5，表明各个自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此外，德宾-沃森值在数字2附近(D-W值=1.885)，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样本数据之间并没有关联关系，可以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可知，流动摊贩数量与5个变量显著相关，且5个变量均为建成环境类因素，即购物消费类公共设施点密度、交通可达性、交叉口密度、街道设施密度、出入口密度，其回归系数均在0.05的水平下显著。模型调整后的R2为0.567，拟合优度较为理想，意味着摊贩数量的变化有56.7%由上述10个相关影响因素的变化来解释。见表3。
回归结果表明：流动摊贩集聚性与交通可达性、交叉口密度、街道设施密度和出入口密度呈正相关，交通可达性越好，交叉口密度、街道设施密度和出入口密度越大，流动摊贩集聚性越高；流动摊贩集聚性与购物消费类公共设施点密度呈负相关，即购物消费类公共设施点密度越大，流动摊贩的集聚性越低。横向比较后不难发现，这5个因素对流动摊贩的集聚性影响从大到小排序(不考虑正负相关性)：出入口密度＞购物消费类公共设施点密度＞交通可达性＞街道设施密度＞交叉口密度。
综上所述，流动摊贩的分布特征及聚集性机制如下：流动摊贩与正规商业存在一定的竞争与互斥，补充了区域内商业设施的供给空白，且流动摊贩对消费者需求具有较高的空间敏锐性，这也解释了调研中64%的流动摊贩选择在正规商业休息后出现；在交通可达性高的区域，消费者到达流动摊贩进行消费的可能性大，且能减少流动摊贩自身的通勤成本，因此会出现流动摊贩聚集；城市交叉口密度会影响城市的可步行性，流动摊贩更乐于选址在易避开城管且有大量人流的空间，如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因为在慢速环境下，流动摊贩的商品更容易售出，同时交叉口拥有广阔的视野帮助流动摊贩观察随时出现的城管；流动摊贩还会选址在城市家具和市政设施多的街道，合理利用如城市路灯、栏杆等街道设施摆摊；在出入口密度高的区域，来往的人流量较大，也增加了摊贩销售、宣传商品的机会，因此流动摊贩通过依附于社区、商业设施、交通枢纽等出入口，根据不同来往人流的时间特点进行摆摊销售。
基于上文对苏州流动摊贩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机制的分析，以及流动摊贩治理逻辑的空间转向这一思路，本次研究提出城市空间治理策略，探索城市“大空间”与流动摊贩“小空间”的相互包容机制，倡导多元主体共治，并充分利用数字化基础设施的优势，实现对流动摊贩的有效引导和治理。
流动摊贩集聚性与交通可达性、交叉口密度、街道设施密度和出入口密度呈正相关，与购物消费类公共设施点密度呈负相关。因此，可充分利用城市大数据，对流动摊贩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对可能产生流动摊贩聚集的区域进行研判；结合流动摊贩的分布偏好特征和社区人口、交通可达性与周边公共设施数量等因素，选取合适的城市公共空间设置摊区，编制摊区专项规划，规划内容应包括摊区选址、分布及经营业态等，同时明确产权归属及经营时间，方便后续管理；通过摊区专项规划，可将流动摊贩的空间流动性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空间失序。
在编制摊区专项规划时需要遵循以下5个原则：一是要预判摊区引入给城市带来的交通、人流等影响，在保证城市正常运转的前提下，适当选址嵌入；二是根据流动摊贩较多依附于社区、商业设施、交通枢纽等这一规律，考虑在这3种城市空间附近增设摊区，以满足流动摊贩日常经营的需要；三是行政办公场所、风景区、历史街区、城市公园、城市广场等附近并不适合流动摊贩经营，因此需要划定管控区，严禁增设摊区；四是购物消费类公共设施点密度与流动摊贩数量呈现显著负相关，说明流动摊贩较好地补充了正规商业的空白，因此在购物消费类公共设施相对不足的区域，可以通过设置摊区引入流动摊贩来满足居民对日常生活的需求；五是考虑到不同业态的流动摊贩占用空间特征的不同，可以针对性地在宽敞的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上设置摊区，引导不同业态的流动摊贩选择合适的摊位经营。
在摊区空间融入城市空间的同时，需要通过精细化的城市设计，降低流动摊贩经营带来的卫生、安全等负外部性。因此，在摊区具体设计时，一方面需要重点考虑流动摊贩与建筑、交通枢纽出入口等的距离、位置关系，合理利用公共空间与剩余空间，提高空间使用效率；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城市设施，满足经营需要。
通过城市设计，将摊区的形象、摊点的布置与城市街道、城市风貌等有机结合。在社区、商业设施、交通枢纽出入口附近的摊点设计上，需要合理预留距离，以避免人流短时间的聚集而导致的交通阻塞，如沿人行道边缘空间设摊，摊位距离各类出入口应大于5 m及以上，距离地铁口和公交站台15 m及以上，同时也要控制摊区流动摊贩的数量，在主要出入口附近将流动摊贩控制在5个及以下。
针对流动摊贩营业后的环境脏乱差问题，可以通过城市设计导则对环卫设施(如垃圾桶、垃圾站、冲洗消毒设备、公用工程设备等)、市政设施(如排水设施、供电设施等)、消防设施(如消防栓、灭火器等)进行完善，并增加休憩设施(如公共座椅、休憩树池等)，提升政府的包容性；通过设置标识，将流动摊贩引导至不影响城市交通和重要功能空间的区位。
当代的数字基础设施为流动摊贩治理提供了新的技术可能性，可将城市摊区纳入统一的数字化管理，通过技术手段使摊贩数据网络化、治理智能化和互动化。一方面，流动摊贩可以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进行摊位的选择。数字化管理平台会公布摊区的具体区位、平面图、摊位大小等信息，以及不同类型摊区在时间、空间、经营内容等方面的规定。流动摊贩本着“先到先得”的原则，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选择摊位。另一方面，该平台也会及时接收大数据信息，将摊区的等级、热度、满意度等反馈给居民和流动摊贩，为摊区专项规划动态调整提供依据。与线上的数字化管理平台相对应，线下的管理平台会为流动摊贩提供必要的安全、卫生及保障等方面的服务，而政府则将原来大量用于管理流动摊贩的城管开支用来购买第三方服务，实现良好的空间治理。
流动摊贩的“空间流动性”是导致交通混乱、卫生差、扰民等一系列城市空间失序问题发生的因素，只有制定有效的治理措施，解决城市空间失序的问题，对流动摊贩的“自由生长”状态即其“流动性”进行合理约束与引导，才是治理有效的关键途径。因此，本次研究提出治理的逻辑起点应从治理“贩卖人”转向“贩卖空间”，将治理重心转向空间治理，分析流动摊贩导致的城市空间失序成因，通过有效的空间治理策略解决流动摊贩“小空间”与城市“大空间”之间的矛盾，协调私人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治理的人性化与有效性。
实现空间正义，达到发展的均衡状态是城市空间治理的重要价值目标。应该保障不同空间参与者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机制，重新建构空间主体关系和空间秩序，实现空间利益诉求的合理配置。摊区作为一种公共空间，其意义与秩序有赖于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与互动，在保障社会集体空间利益的基础上，侧重维护弱势群体的空间话语权。可以通过推行新技术赋能的协商机制，为公民参与空间分配搭建平台，推进流动摊贩自我管理，保障不同主体空间利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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