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梳理总结流域源头地区生态产品的属性，指出流域源头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生态资产保值增值压力大、生态资源开发粗放影响价值转化的能力和潜力、生态价值转化的城乡载体支撑力不强等突出挑战，由此提出流域源头地区差异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和相应的空间响应策略，即加强对生态空间的保护监管与修复、推动生态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强化城乡空间载体的支撑作用，以期为生态重要地区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 流域源头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空间响应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3)08-0010-07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识码] A

[引文格式] 张雪原，石磊，吴若谷，等．流域源头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空间响应策略[J]．规划师，2023(8)：10-16．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依赖于土地、矿产和水资源的扩张式消耗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的威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及人们对优美环境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社会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保护成为与发展同等重要的目标和原则。然而长久以来，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未得到理顺，导致二者此消彼长，地方决策处于两难困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转化壁垒的重要方式，是实现发展与保护统筹并举、相互促进的重要手段，为生态资源丰富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指出了一条新的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近些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已成为国内学术界尤其是生态经济领域的研究热点，在生态产品的概念内涵、分类、价值核算及实现路径方面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生态产品价值”概念的提出始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产品价值与自然资源管理密不可分，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作用不言而喻。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国土空间规划或国土空间治理如何响应和支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如：刘畅等认为国土空间规划是发挥自然资源资产效应的重要手段，规划通过为自然资源资产效应的市场化提供空间政策保障，进而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赵毅等认为国土空间规划要引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在多维度、多层面提出相应的路径指引；矫雪梅等认为生态、农业、城镇3类空间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空间载体，面临着不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难点，需采取不同的规划措施；汪安等认为生态修复规划应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目标，设计规划路径；江海燕、吴婕、王国爱等分别针对湿地资源、生态廊道、峡谷景区等单一要素进行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规划响应研究。然而相关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且在研究尺度上更多着眼于全国国土空间规划和治理的顶层设计，缺少对特定地域的具体空间响应策略的探讨，不利于支撑地方实践。

流域源头地区是大江大河的上游河流集水区，往往兼具生态重要性和生态脆弱性双重属性，不仅对全流域的水文循环具有重要作用，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调节功能，如三江源地区是我国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每年为下游供给超过600亿立方米的淡水，但其生态环境脆弱，极易遭到破坏，生态保护和修复压力极大。与此同时，流域源头地区往往地处偏远的山地或高原，远离经济社会中心，生存条件较为恶劣，经济欠发达，居民收入水平低，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的深度贫困地区高度重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难度较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流域源头地区的发展意义重大，既可以为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提供资金来源与保护动力，又可以助力当地居民改善生活条件，因此急需深入挖掘包括空间响应在内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策，化解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流域源头地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文从流域源头地区的差异性出发，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框架，探讨空间响应机制，并针对其面临的重点问题提出相应的空间响应策略，以期为创新国土空间规划理论、编制流域源头地区规划与制定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1　流域源头地区生态产品的属性

流域源头地区的生态产品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

从一般性来看，流域源头地区的生态产品与全国其他地区类似，具有功能复合性，具有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等功能类型；具有外部性，兼具市场化属性和非市场化属性；具有来源多层次性，既包括生态系统直接产出的生态产品，也包括经过人类劳动参与加工的生态产品；具有非标准化和难以衡量的属性，难以像工业产品一样进行标准化生产和定价。

从特殊性来看，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流域源头地区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有别于其他地区，其生态产品的属性也有所不同：①极高的稀缺性。流域源头地区的生态资源丰富多样，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类生态要素相互交织，生物多样，最为突出的是水资源丰富且水质优良，以优质水源为核心的生态产品具有不可取代的高价值。②外溢性。流域源头地区的生态产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尤其是对生态环境的调节作用极强，其影响范围并不局限于本地，往往作用于全流域、全国乃至世界。然而，由于“搭便车”效应，其生态产品价值很难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转化。③天然远离市场的属性。流域源头地区的生态安全意义重大，生态保护要求较高，加之往往远离人口和经济密集地区，可进入性差，导致其天然远离市场，开发建设受到极大限制，生态产品的经营开发方式和强度均受到控制。

2　流域源头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突出挑战

2.1　生态资产保值增值面临巨大压力

流域源头地区多为重要的河流发源地，该区域与全流域的水安全和生态安全密切相关，生态保护要求极高；持续面临水生态功能退化、不合理的经济活动造成生态破坏、水资源利用不当等威胁，生态资产保值增值面临巨大压力。

(1)生态功能退化趋势明显。全球气候变暖造成了流域源头地区的冰川消融、冻土冻融过程加速、冰川供水储水能力降低、冰缘区湿地退化和湖泊萎缩，使得生物栖息地面积逐渐减少、生态功能持续减弱。同时，随着气温升高，河流流域温度逐年升高，导致部分河流干旱程度加剧，如我国黄河流域在20世纪70—90年代曾多次出现断流现象。此外，流域源头地区荒漠化、石漠化现象较为突出，部分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源头地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持续下降，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频发。

(2)生产生活活动威胁生态环境。流域源头地区的农业生产活动存在农药、化肥使用不合理的现象，河流沿岸地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化肥，导致河流的氮含量严重超标，氧含量较低，致使很多水生动植物濒临灭绝。加之过度放牧、乱砍乱伐、偷猎盗猎、乱采滥挖现象长期存在，导致地表裸露、土地沙化、鼠虫病害、水土流失等问题进一步加重。此外，由于水资源充沛，河流两岸地区往往成为工业集中建设地区，工业废弃物、废水的排放严重污染了河流水域，如美国的工业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迎来加速期，大量的工厂集中在河流两岸，虽然带动了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但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河流，不仅威胁了河流两岸民众的饮水安全，还对沿岸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

(3)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对下游生态系统影响较大。拦河筑坝是流域上游地区水资源开发的一种主要方式，但过度建设堤坝容易造成下游地区河流流速降低、河流变道、河道宽度变窄、生物栖息地面积减少等一系列问题，水生态环境极易被破坏。以美国密苏里河为例，由于在上游建设水坝，下游河道宽度从历史上的365～3218 m缩减至183～335 m，局部河段水域面积减少近80％，生物栖息地面积减少近2100 km²，作为水生态系统食物链关键环节的水生昆虫数量减少了70％，67种本土鱼类中有51种鱼类的渔获量已经大幅减少。为缓解密苏里河因水资源开发而造成的生物栖息地面积减少的问题，1986—1999年美国共购买675 km²土地开展鱼类与野生生物救助计划，旨在恢复生物栖息地。虽然密苏里河的水坝建设产生的经济效益明显，但是对整个流域的生态破坏也不容忽视，导致每年还需要支出高额的费用进行生态保护和修复。

2.2　生态资源开发粗放影响生态价值转化的能力和潜力

由于目前流域源头地区多属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结构单一，且通常面临人口过载问题，导致生态资源被过度开发。

(1)生态资源的可持续性受到破坏，造成生产能力下降。以三江源地区为例，自20世纪中叶以来，区域人口密度增加了4倍左右，人口增加带来的生存和发展压力使自然资源开发面临巨大压力，在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简单的数量扩张式开发成为地区应对生存发展压力的重要举措。据统计，2021年青海的牛肉总产量由1980年的2.5万t增长至2021年的21万t，增长了7倍多；羊肉总产量由1980年的4万t增长至12万t，增长了2倍左右。这导致部分草原的草畜平衡指数过高，长期处于超载状态，草原质量不断下降，进而影响生态产品的持续产出。以宁夏西海固地区为例，该地区为黄河流域重要支流泾河、清水河的源头地区，据测算，该地区的人口承载力超载4～10倍，过量的人口聚集带来过度的耕地垦殖，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和水源涵养能力降低，形成了大量质量极低的坡耕地，降低了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致使土地产出极低，本地居民生活水平低，形成了大规模深度贫困地区。

(2)生态产品的附加值不高，生态产品的价值未得到充分发挥。以三江源地区为例，草地是其主要的生态资源载体，生态优势突出，所属的青藏高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四大无公害超净区之一，生态价值品牌在我国独一无二。农牧业作为该地区重要的生态产品供给服务实现方式，仍处于传统低水平发展状态，大量牧户依传统进行分散放牧，生态产品附加值极低，绿色有机产品占比不高，牛羊肉价格并没有高出其他地区很多，没有体现出其附着的生态产品价值的稀缺性，合作社产品同质化严重，几乎所有的合作社均生产牛羊肉、酸奶、酥油等，缺乏品牌竞争力。我国大部分流域源头地区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处于较低水平，基本仅局限于种植、采摘、蓄养环节。景区建设落后，生态旅游资源虽独一无二，但高品质景区少，优质生态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3)科技支撑不足制约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效率。比如，由水资源发电形成的绿色电能的储能水平和多能互补的技术配套跟不上，导致“弃水”现象的产生，大量的绿色电能因无法上网而被浪费。又如，由于水土流失、荒漠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低等，加之流域源头地区的农耕区多处于汇水山区，坡耕地较多，耕地质量普遍不高，影响了生态产品的产出效率，急需通过修建淤地坝等技术改造，形成高标准农田，提升农田质量等级。再如，虽然三江源地区具有生产绿色有机农牧产品的优质先天条件，但是其绿色有机农牧产品生产溯源地体系建设滞后，物联网配套建设没有跟上，导致一些生态牧场项目落地难。

2.3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城乡载体支撑力不强

(1)城镇发展受限加大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难度。由于流域源头地区普遍存在城镇规模小、数量少、发展水平落后等现象，城镇配套服务发展滞后，对人才的吸引能力弱，很难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以黄河流域青海段为例，该段覆盖了玉树州、果洛州、黄南州、海南州及海东市5个市州，绝大部分区域为高原山地地形，地势较高，气候条件苛刻，生态环境脆弱，土地资源有限，且大部分地区被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不利于人口大规模增长。根据《青海省统计年鉴》数据，2020年青海省黄河流域平均城镇化率仅为39.98％，远低于全国城镇化水平(60％)。流域内的龙羊峡镇是因龙羊峡水电站建设而发展起来的高原小镇，镇区常住人口仅为2000人，且呈逐年下降趋势，人才引进困难，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升级和综合开发。

(2)城镇旅游服务设施配套不足导致生态旅游发展受阻。流域源头地区的生态自然景观丰富，但限于生态保护的要求，很多世界级旅游资源往往无法对外开放，导致其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形成具有较大影响力与竞争力的核心产品，生态价值转化受到极大制约。可供游人进入的景区也往往因为生态重要性，不宜就地开发度假休闲设施和发展乡村旅游，须依赖周边城镇的旅游配套来发展。但周边城镇往往旅游配套设施不足且整体水平较低，尚未形成集休闲娱乐、特色餐饮及旅游商品产销于一体的旅游配套体系，加之地方政府对旅游市场的监管不足，导致游客满意度相对较低。同时，与城镇相结合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建设不足，多数景点仅供游客短暂驻留游览，如青藏游线、青海—甘肃敦煌游线等，难以吸引大量游客驻留，这些都是制约流域源头地区旅游效益提升及生态产品价值可持续转化的重要因素。

(3)城乡交通基础设施支撑有限导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难度大。以三江源地区为例，受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形地貌的综合影响，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公路等级结构偏低，高等级道路相对较少，直接服务于旅游的交通网络尚未形成，这极大地影响了区域内各景区的通达性，从而制约了流域源头地区的旅游发展。一是旅游景区与城镇间缺少快速交通联系，如缺少旅游快速路，导致旅游旺季时青海湖堵车严重，难以保障游客对通达性和舒适性的需求。相关数据显示，青海省各景区的通行时间为2.48～11.70小时，平均通达时间为4.56小时，而三江源地区的景区平均通达时间为5.66小时，可达性较差。二是旅游景区与城镇间的交通连接方式多为单线结构，围绕主要城镇的交通环线尚未形成，横向覆盖面积不足。三是相关配套服务设施严重缺乏，如沿路加油站、厕所、旅游交通标识不足，自驾车主要游线途经的城镇缺少异地租(还)车、房车营地、汽车酒店等配套设施，导致游客出行便利程度大大降低。

3　流域源头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与响应机制

3.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流域源头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依赖于生态补偿，包括针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护林员等公益岗位设置、生态公益林补偿等方式，市场化经营方式相对较少，资金筹集能力较弱，难以满足保护、修复生态环境和提升农牧民生活水平的近远期需求，应进一步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渠道。根据生态产品的内涵与分类，流域源头地区的生态产品包含农牧业产品、淡水资源、水能等供给服务产品，固碳、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环境净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调节服务产品，以及游憩、审美等文化服务产品。与之相对应，可选择以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①生态农林牧渔业、水权交易、矿泉水、绿色电能开发等物质产品生产；②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上下游横向补偿、碳交易等政府性和市场化生态补偿；③发展观光、度假、探险等生态文化旅游。

3.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空间响应机制

国土空间是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一种基于生态资源利用的经济活动，国土空间也是其价值实现的载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以划分为生态资产保值增值、生态产品生产及加工、生态产品运输、生态产品交易、生态产品消费等环节，每一环节均对应一定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利用管控措施。例如：物质产品生产在生态资产保值增值环节主要涉及生态修复的内容，在生态产品生产环节涉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管控等内容，在生态产品加工环节涉及厂房厂区及相应设施的配套等内容，在生态产品运输环节涉及交通物流、输送管网、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的配套等内容，在生态产品交易和消费环节涉及相应交易与消费场所的建设等内容；在进行生态补偿时，主要是在生态资产保值增值和生态产品生产环节需采取相应空间措施，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进行生态修复等；在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时，由于文化旅游生态产品的生产、加工、交易、消费均在同一空间发生，需要进行生态保护修复、开发管控，以及消费场景、设施的营造和建设，同时还需要配套将游客运送到旅游地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见表1。

4　流域源头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空间响应策略

4.1　加强对生态空间的保护监管与修复

(1)提升区域水源涵养能力。首先，要构建流域源头地区的生态安全格局，明确不同地区、不同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的目标与重点。以黄河流域青海段为例，应依据流域本底条件形成上、中、下段差异化引导的生态保护修复格局(图1)，上段主要提升水源涵养能力，中段主要做好水土保持和草场修复工作，下段重点保护好水源地、重要水体并提升森林涵养水源的能力。其次，以河湖、水库为保护重点划定保护范围，制定保护对策，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实施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最后，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加强冰川保护，强化高山地区植被的保育与恢复，持续推进河、湖、库和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加快对退化草原的改良进程，开展源头沙地治理、小流域综合治理和封禁治理。

(2)引导形成绿色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生态保护与修复为核心，推动流域源头地区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向生态、有机、绿色转变，使其由生态获取者转变为生态保护者，通过成本补偿、体制机制创新，鼓励流域源头地区加强对森林、湿地、草地、河湖的保护与修复，划定禁牧区，制定择伐、休耕、休牧计划，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以哥斯达黎加的《森林保护法》为例，该法通过对原住民的造林工作进行生态补偿，规定补偿标准要大于种植、放牧等机会成本，进而达到保护与修复森林的目标，再通过碳权交易实现生态价值转化。再以三江源地区为例，该地区通过黑土滩治理等生态修复项目，使用适宜高寒地区的草籽和化肥，使更多的牧民转变为生态管护员、国家公园守望者，改变了当地牧民“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

(3)推动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优化水资源配置，持续推进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建设，连通江、河、湖、库，增强水环境承载能力，全流域统筹水资源配置。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明确水资源的供给量和结构，以及重大水利设施的布局调整重点和方向。在空间管控上明确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线、用水效率控制线、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落实取水许可制度，构建水资源监控体系，提升流域重要控制断面、地下水水质水量监测能力。推动用水权改革，鼓励企业投资农业节水工程，将从农业灌溉中节省下来的水量用于工业生产，形成水资源总量控制下的内部循环机制。

4.2　推动生态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

(1)提升生态资源的可持续生产能力。要在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评价中对各类资源的经济活动合理承载量进行测算，并对当前的承载情况进行评价，即评估当前的经济活动承载量是超载、平衡还是尚有空间。在总体要求上，将林地、草地、湿地等生态资源的保护目标和经济活动最大承载量作为目标指标纳入评价，并明确对生态资源节约集约开发的鼓励方向。在空间引导上，对因粗放利用而遭到破坏的生态资源制定修复计划，并划定生态修复重点区域和土地整治重点区域；对过度开发的草地、耕地、林地等生态资源进行自然恢复式保护，形成生态资源可持续开发的良性循环。在实施机制上，制定经济活动减量发展的激励政策和管控政策，加强退耕、休牧等生态补偿力度，对放牧蓄养的牲畜数量、林草湿地的利用进行动态跟踪监测；建立规划的上下传导机制，确保上位规划中制定的生态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目标和重点区域在下位规划中得到细化与分解落实，并将其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2)为生态资源价值的充分挖掘提供空间保障。在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方面，鼓励普通农牧业向绿色有机农牧业转变，推动林业资源的复合化利用。在空间引导上，根据各地生态资源实际情况，优化农牧产品主产区布局，使生态产品生产与本地条件更好地匹配；对绿色有机农牧产品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平台等农业质量工程基础设施进行合理的布点规划；提升旅游产品质量，打造精品景区。以黄河流域青海段为例，通过将流域划分为黄河谷地农业发展区、中部农牧融合发展区、青藏高原牧业发展区，分别建设现代菜篮子生产示范基地、有机农牧产品生产基地和生态畜牧业基地，并因地制宜布局旅游服务基地、农牧产品加工基地等(图2)，促进产业发展与本地优势资源更好地结合。在各级尤其是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建设用地指标分配上，应为农牧林业提质增效、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及各类新产业新业态提供充足的用地保障，鼓励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整理、闲置宅基地和“四荒地”的再利用、废弃采矿用地的再利用等保障相关配套设施用地。

(3)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空间支撑。在空间引导上，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技术改良预留充足的空间。例如：对于水电资源开发，应预留储蓄电能和多能互补开发的空间，建设综合性的、利用效率高的能源开发基地；将集中连片的优质耕地建设为高标准农田，通过修建淤地坝等方式对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方进行治理，提升绿色有机农产品的产出能力；为打造绿色有机食品品牌，配套建设溯源系统，加强对物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的管控。在规划弹性处理上，进行一定的规划留白，以应对新技术变革带来的无法预知的技术升级空间需求。

4.3　强化城乡空间载体的支撑作用

(1)提升城镇建设品质。根据河流生态保护要求制定不同的城镇建设目标和策略，依托不同河段的生态、产业、人文等特色资源，完善城镇功能，构筑生态良好、产业兴旺、特色凸显的流域源头地区城镇体系。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加大对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用地保障力度，同时在建设引导上重点补齐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卫生、市政设施、产业配套等方面的短板，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营造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以黄河流域青海段为例，上段重点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基础，根据生态保护要求引导人口城镇化；中段重点以农牧人口的有序城镇化为目标，推进城镇化稳步发展；下段重点促进人才集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改善环境品质，提升城镇化质量。见图3。

(2)提升旅游资源富集地区城镇的旅游配套服务能力。以增强城镇旅游服务功能为目标，优化提升旅游住宿服务质量，发展度假型、会议型、保健型、旅居型、养生型等特色主题酒店，大力发展民宿、农家旅馆、露营木屋帐篷等适合大众的旅游住宿设施。鼓励发展特色餐饮与特色美食街区，形成特色鲜明的中高档餐饮服务区。以位于黄河流域青海段的共和县与贵德县为例：共和县围绕龙羊峡水库峡谷的水上活动、峡谷探险、水电产业旅游等进行配套设施建设；贵德县围绕高端度假酒店及生态旅游项目，大力发展集观光、休闲、会议、度假、旅居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旅游综合服务目的地。

(3)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强化城镇之间高速公路的建设，构建快速联系交通网络，合理优化高速公路服务区和停车区的布局，完善服务设施，在有条件的服务区增设信息查询、票务服务、特色产品售卖等功能，因地制宜地提供多元化服务。同时，强化相关专项规划的统筹与衔接，增强城镇公共交通对旅游景区的服务保障，完善城镇与主要景区间的公共旅游交通线路，构建通达便利的交通联系，着重优化调整交通运输结构，加强多式联运，形成无缝衔接、“快进慢游”的特色旅游交通网络系统；打造旅游专用交通廊道，串联重要城镇、主要景区、枢纽集散中心与各类服务性节点，完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提升旅游交通综合服务能力，从而保障游客优质、便捷、安全地完成游览。

5　结束语

我国已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这对各地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各地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新要求是指高消耗、高排放、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不能继续，必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新机遇则是指具有生态优势的地区在传统发展路径下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在生态文明发展阶段这些地区将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得到跨越式发展。对于生态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兼具的流域源头地区来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破解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矛盾的重要路径。

相比其他区域，流域源头地区以水为核心的生态产品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外溢性和天然远离市场的属性。在流域源头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面临三方面突出难点：一是生态资产保值增值面临巨大压力，由于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的干涉等，生态功能呈退化趋势，尤其是拦河筑坝等开发方式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二是生态资源开发过度粗放，造成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加之生态产品的附加值不高和科技支撑不足，导致市场交易价格与生态资源的真实价值不匹配；三是由于流域源头地区往往地处偏远，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缺乏城镇建设和基础设施配套的有效支撑，人们所享受的配套服务水平有限，加大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难度。因此，流域源头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能采取常规路径，除了生态补偿，还需拓展以水为核心的物质产品生产、生态文化旅游等市场化经营实现方式。但无论哪种方式，在生态资产保值增值及生态产品生产、加工、运输、消费等环节，均离不开空间响应措施的保障：一是强化生态空间的保护监管和修复，提升水源涵养能力，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推动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二是推动生态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提升生态资源的可持续生产能力，为生态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和新技术的应用提供空间保障；三是强化城乡空间载体的支撑作用，提升城镇建设品质和配套服务能力，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其实施的效果与国土空间的保障程度密切相关。与全国尺度和单要素维度的研究相比，本文深入探讨了保护和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流域源头地区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空间响应策略，补充了区域尺度的研究，更加精准地与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特征相结合，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理论走向实践提供较为实际的对策参考。未来，进一步围绕各地区的差异性进行现状评判，并提出精准化的对策措施，是规划学科服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