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区位、自然条件、生态管控等多重影响，我国生态功能区乡村“三生”脆弱性突出，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基于“三生”系统和韧性理念，建构生态功能区乡村“三生”脆弱性评估体系，以典型生态功能区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为例，识别“三生”系统协调性、适应性、组织性薄弱环节，解析生产、生活、生态脆弱主导型和多元脆弱复合型村庄的空间分布特征及脆弱性治理需求，从韧性提升视角，提出“分区统筹—体系重构—精准供给”的乡村脆弱性空间治理策略，并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形成宏观统筹布局、中观精准供给、微观实施反馈的规划衔接体系，确保治理策略的可实施性。

[关键词] 乡村“三生”空间；生态功能区；脆弱性；韧性；空间治理；西藏；昌都市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3)07-0064-09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B

[引文格式] 田健，曾穗平．基于韧性理念的生态功能区乡村“三生”脆弱性治理与空间规划响应[J]．规划师，2023(7)：64-71，84．

0　引言

生态功能区是指承担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生态功能，需要限制大规模高强度开发建设，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区域。我国生态功能区的空间覆盖范围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53％)，且在生态功能区内乡村人口比重高(如甘南、三江源生态功能区内农村人口占比分别为63％和83％)，因此实现生态功能区乡村高质量发展，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受区位、自然条件、生态管控等多重影响，生态功能区乡村的脆弱性问题较为突出，主要原因在于：①普遍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受到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乡村发展易被边缘化；②地形复杂，聚落分散，导致乡村资源配置成本高、效率低；③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广，开发建设管控严，使得资源约束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产生冲突，加剧了乡村脆弱性。因此，如何精准识别生态功能区乡村的脆弱性，并从有限资源精准高效配置的视角提出降低脆弱性、提高韧性的空间治理方法，成为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当前，有关生态功能区乡村的研究集中在生态保护与协调居民生计方面。例如：运用遥感解译和GIS分析乡村生态脆弱性分布特征，协同多元定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基于农户调研阐释生态补偿与可持续生计保障的关系，分析多重压力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形成机理和乡村环境要素变化过程。在乡村脆弱性评估方面，不同学科对产业、社会、交通、生态、景观等单项脆弱性和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分别建构了评估指标体系，为综合分析乡村脆弱性奠定了基础。但既有研究在生态功能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系统协同方面还有欠缺，提出的治理方法常限于单向化生态补偿、均等化资源配置，未将系统韧性理念融入乡村脆弱性治理，不利于乡村内生动力培育与资源精准供给；研究范式“重评估、轻实施”，在指标选择、评估结果与空间治理方法的衔接方面仍有不足，尤其在当前我国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亟待从韧性治理视角探索实用型的生态功能区乡村“三生”脆弱性评估和空间规划方法，提高研究成果在乡村空间治理中的可实施性。

1　生态功能区乡村“三生”脆弱性机理

1.1　生态功能区乡村“三生”脆弱性的形成机理

与其他乡村相比，生态功能区乡村的脆弱性问题更为突出，其脆弱性的压力主要来源于以下4个方面：一是承担生态功能带来了较强的空间资源约束，乡村生产发展、生活提升所需的用地指标相对紧张；二是较为偏远的区位使得生态功能区乡村难以享受到经济发达区域的市场、资金、设施等红利；三是生态功能区通常地形复杂、地广人稀、乡村居民点集聚度低，公共设施配置难度大；四是适宜建设区域(如河谷平坝)较少，既面临自然灾害易发空间与聚落空间的交叠，又面临城镇扩张对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冲击加剧的情况。在对脆弱性的响应能力方面，生态功能区经济较为落后，乡村交通及公共服务设施供给能力有限，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较低，绿色经济发展技术与政策欠缺，导致乡村对脆弱性的响应能力不足。

较强的压力和较弱的响应能力共同作用于生态功能区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系统，造成生态功能区乡村的“三生”脆弱性(图1)：生产脆弱性表现为耕地、园地等农业空间资源不足，产业类型单一，村集体及村民收入水平较低，生产服务设施缺乏等；生活脆弱性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出行不便、就业单一、劳动力流失等；生态脆弱性表现为复杂地理条件下人地矛盾突出、自然灾害对人居环境有较大威胁、局部生态破坏严重等。同时，乡村“三生”脆弱性之间具有系统关联性，单一脆弱性要素有可能会对其他脆弱性要素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从生产—生活—生态系统的角度评估乡村脆弱性，针对不同村庄的主导脆弱性差异提出精准治理方案。

1.2　生态功能区乡村脆弱性的治理思路

传统的生态功能区乡村脆弱性治理模式偏重于针对产业、生态或社会等单项要素补短板，降低生产、生活脆弱性主要依靠外部的生态补偿机制，这种治理模式具有单向性、被动性等特征。韧性理念为乡村脆弱性治理方式的优化提供了新思路。“韧性”的概念本意为“恢复到原始状态”，最初该概念被应用于机械学、心理学和生态学，20世纪90年代后，该概念的内涵及相关研究逐渐从自然生态学向社会生态学延展。韧性理念在经历了“工程韧性—生态韧性—演进韧性”范式转换后，进入了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研究阶段。系统韧性强调通过提升系统主体的自协调、自适应、自组织能力，主动、长效地解决系统脆弱性问题，这与生态功能区乡村脆弱性的治理需求相契合。

韧性视角下生态功能区乡村脆弱性的治理思路即以精细化识别乡村脆弱性治理需求为基础，提升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的系统韧性水平。在协调性方面，通过统筹“三生”空间布局，协同多元功能建设，在满足生态功能定位需求的前提下，为适度发展生产、生活功能留有空间；在适应性方面，通过塑造与生态、区位、资源等环境特征相适应的镇村体系，增强乡村产业的多样性，差异化改善发展条件以增强乡村抵抗脆弱性的能力；在组织性方面，通过识别不同类型村庄的脆弱性治理需求，实现有限资源的精准配置和保护与发展策略的差异化适配，通过强化乡村资源的高效配置来增强应对“三生”脆弱性的能力。见图2。

1.3　基于脆弱性评估的生态功能区乡村韧性治理框架

基于系统韧性理念，构建生态功能区乡村脆弱性的系统识别与治理方法框架(图3)。首先，基于生态功能区乡村“三生”脆弱性的形成机理以及提升“协调性—适应性—组织性”的韧性治理需求，构建乡村脆弱性评估体系，识别生产、生活、生态脆弱性及综合脆弱性的分布特征，进而解析生产脆弱主导、生活脆弱主导、生态脆弱主导、多元脆弱复合等不同类型村庄的治理需求。其次，针对各类村庄的脆弱性治理需求和脆弱性空间分布特征，从提升系统自协调、自适应和自组织能力出发，提出“分区统筹—体系重构—精准供给”的韧性提升策略与空间治理方案。最后，与多层级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提出落实生态功能区乡村脆弱性治理方案的空间精准供给方法及规划指标建议。

2　韧性视角下生态功能区乡村“三生”脆弱性评估方法

2.1　韧性治理导向的乡村“三生”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

基于乡村脆弱性的构成和韧性治理需求，构建生态功能区乡村“三生”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从生产脆弱性、生活脆弱性、生态脆弱性3个方面，分别选取表征协调性不足(冲突与压力)、适应性不足(条件与禀赋)、组织性不足(治理与供给)的指标类型，评估乡村“三生”脆弱性，为针对性开展乡村韧性提升和空间治理提供依据。根据生态功能区生态空间约束强、区位偏远、灾害频发、设施配置难度大等脆弱性特征，选取了生态空间管控、海拔与坡度、生产生活空间规模、交通出行、灾害易发点、设施配置等特色指标，并按照数据可获取、可量化的原则，最终确定22项具体指标，每项指标代表的具体含义如表1所示。

2.2　数据处理方法及脆弱性评估模型

2.2.1　多源数据获取与标准化处理

根据生态功能区乡村脆弱性评估指标特点，从多源渠道获取数据。通过地理空间数据云获取地形和遥感影像数据，进而解译土地利用数据，并计算建设用地变化动态度、生态斑块平均面积等；通过电子地图下载道路数据，基于GIS平台计算通勤距离与时间等；通过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和统计部门获取生态保护红线、人口、灾害易发点、生态修复等数据；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获取村庄公共设施、收入、集体经济等现状数据。为消除量纲影响，研究采用极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选取克朗巴哈系数检验数据的内部一致性水平，判断数据信度。

2.2.2　乡村脆弱性评估模型与指标权重分配

研究通过综合评价法得出乡村脆弱性综合评估结果，即脆弱性等于指标的标准化数据与权重值的乘积之和。研究采用AHP法与熵权法组合的方法计算指标权重，以避免主观性过高或重要性与评估目标偏离等问题。首先利用AHP法和熵权法分别计算指标的权重值，然后采用距离函数和线性组合法得出指标的综合权重值。综合权重值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3　昌都市乡村“三生”脆弱性分布及村庄聚类

3.1　生态功能主导下的昌都市乡村脆弱性概述

昌都市位于青藏高原东部，是青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组成部分，位于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上游，属于典型生态功能区。昌都市市域总面积为10.89 万km²，下辖11个区县1177个行政村，2020年常住人口为76万人，农牧人口比重高达74％。同时，由于地处青、藏、川、滇四省交界，区位偏远，昌都市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边缘化；受横断山脉地形限制，对外联系及内部交通不便，城乡聚落多分布于山间河谷，地质灾害易发点较多，且乡村聚落规模小而分散，公共设施供给难度较大。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成果显示，昌都市市域生态极重要区占比高达46％，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市域总面积的29％，具有较强的空间资源管控约束，限制了乡村生产、生活发展，加剧了乡村的脆弱性。综上所述，昌都市具有生态功能区乡村“三生”脆弱性的典型特征，亟待通过精准识别脆弱性分布规律与聚类关系，针对性地提出乡村韧性提升与空间治理方案，支持生态功能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3.2　昌都市乡村“三生”脆弱性的空间分布特征

3.2.1　乡村生产脆弱性空间分布特征

在生产协调性方面，受生态空间管制和耕地等空间资源分布影响，生产协调性不足的村庄相对分散，类乌齐县西部长毛岭乡、八宿县南部然乌湖等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分布的区域最为典型；在生产适应性方面，受交通区位影响，生产适应性较差的村庄相对集中于区位偏远的区域，城镇周边村庄生产适应性较好；在生产组织性方面，生产组织性的高低主要与集体经济组织和生产设施供给水平相关，组织性较低的村庄相对集中于洛隆县南部念青唐古拉山、左贡县东部他念他翁山及西部伯舒拉岭等设施配置相对困难的区域。综合来看，生产脆弱性较高的村庄一般分布于生态空间约束较强、区位偏远、地形复杂的区域。见图4。

3.2.2　乡村生活脆弱性空间分布特征

在生活协调性方面，生活协调性程度主要与劳动力外流和生态空间管制产生的压力相关，生活协调性不足的村庄分布广泛，仅部分城镇周边的村庄生活协调性较高(就业岗位充足、生态空间约束较弱)；在生活适应性方面，生活适应性与交通区位和人口规模相关，适应性较差的村庄相对集中分布在区位偏远、人口密度较低的区域，如左贡县西南部、丁青县西北部；在生活组织性方面，受公共服务及商业设施供给水平影响，除城镇周边和乡政府驻地外，多数村庄的生活组织性不高。综合来看，生活脆弱性较高的村庄分布广泛，相对集中于交通不便、公共服务配置困难的区域。见图5。

3.2.3　乡村生态脆弱性空间分布特征

在生态协调性方面，受灾害易发点和城镇建设扩张的影响，协调性不足的村庄相对集中于澜沧江河谷、怒江河谷等地质灾害频发以及城镇周边等人类活动密集区域；在生态适应性方面，生态适应性水平与植被覆盖率和生态斑块破碎程度相关，适应性较差的村庄集中分布于“三江”干流及其支流河谷地带，这些区域城镇和农业开发强度相对较高；在生态组织性方面，生态组织性的高低与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能力相关，生态组织性较低的村庄分布较为广泛，生态组织性较高的村庄多邻近城镇或为乡政府驻地，仅芒康县各村庄生态组织性整体较高。综合来看，生态脆弱性较高的村庄相对集中于城镇周边及河谷农耕区等人类活动密集区域。见图6。

3.3　基于“三生”脆弱性评估的昌都市村庄聚类分析

村庄的主导脆弱性类型识别，是提出精准的空间治理方案的依据。通过叠加生产、生活、生态脆弱性，得出昌都市“三生”脆弱性综合评估结果(图7)。从综合评估结果可以看出，昌都市综合脆弱性较高的村庄多分布于区位偏远、地形复杂及部分城镇周边区域，这些区域也是乡村脆弱性治理的主要范围。参考已有研究的划分方法，当村庄的某种脆弱性数值大于其标准差和平均值之和，则认为该脆弱性占据主导。若只有一种脆弱性占主导，则该村庄为单脆弱性主导型；若有两种及以上的脆弱性占主导，则该村庄为多元脆弱复合型；若各脆弱性均不突出，则该村庄为均衡非脆弱型。由此，可将昌都市的乡村划分为5种类型(表2，图8)。

4　基于韧性提升的昌都市乡村脆弱性治理方法与规划响应

4.1　分区统筹：提升乡村“三生”系统协调性

生态功能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市县城区的产业资源及公共设施难以直接带动和服务全域乡村发展。同时，由于村庄数量多且分散，均等化配置资源的成本高且效率低，不具有实施性。因此，有必要以乡镇为单元分区统筹乡村发展，提升脆弱性治理的系统协调能力，实现精准“降脆”目标。根据昌都市不同乡镇单元的乡村“三生”脆弱性空间集聚特征，划分乡村韧性治理分区(图9)，包括生态经济培育区、生态宜居提升区、城乡生态治理区、“三生”统筹治理区，分区制定差异化的脆弱性治理策略，统筹镇村空间布局。

在生态经济培育区，生产脆弱主导型村庄分布相对集中，应将产业设施资源向镇村单元驻地和中心村集聚，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并改善村庄交通区位条件，同时给予与生态空间兼容的产业政策支持；在生态宜居提升区，生活脆弱主导型村庄分布相对集中，应建设“乡镇—中心村”两级生活圈，根据农牧区居民生活及生产方式的差异，提出农区集聚、牧区分散的服务设施差异化布局模式；在城乡生态治理区，生态脆弱主导型村庄分布相对集中，应限制与生态保护冲突或面临地质灾害威胁的村庄建设，引导村庄人口向主要城镇集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三生”统筹治理区，多元脆弱复合型村庄相对集中，应同步开展生态搬迁和镇村单元驻地主导的生产—生活圈建设。见表3，图10。

4.2　体系重构：提升乡村“三生”系统适应性

基于生态功能区乡村脆弱性的韧性治理分区和农牧区居民点分布，从提升系统适应性角度，构建与资源配置需求相匹配的镇村单元体系(图11)。其中：以县城和重点镇为核心形成城乡统筹生产—生活圈，重点治理城镇扩张带来的生态破坏和人口密集区生态灾害防治等方面的问题，通过提高设施与土地利用效率促进集约化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应满足县域非农生产及全面型生活服务需求；农区村庄居民点相对密集的区域应与邻近的乡镇共同构建镇村生产—生活圈单元，选择设施基础较好、与居民点联系便捷的乡镇驻地作为镇村单元中心，在距离单元中心较远、高脆弱性村庄集聚的区域设立中心村，并引导居民点向乡镇驻地及中心村适度集聚；牧区村庄居民点相对稀疏的区域应以乡镇为单元构建镇村生产—生活圈，受畜牧业生产方式限制，该区域的居民点保持分散布局，非农产业与公共设施向镇村单元驻地集聚。

基于生态功能区镇村单元体系重构模式，在昌都市市域内以县城为中心布局城乡统筹生产—生活圈，以基础较好的乡镇驻地为核心布局镇村生产—生活圈，基于服务空间均好性布局中心村生产—生活圈，形成针对脆弱性治理的镇村资源配置单元，并建构适应镇村单元发展的公共交通体系。其中：镇村公交骨干线连接主要村庄与中心村、镇村单元驻地，重点增强偏远村庄的可达性，加强单元内村庄与各服务核心的交通联系，降低乡村生产和生活脆弱性；将镇村公交线纳入城乡公交基本线，连接各镇村单元中心与县城；将各公交线与依托现有国道、省道的城乡公交骨干线衔接，形成城乡交通网络，提高各镇村单元的内外交通便捷度。

4.3　精准供给：提升乡村“三生”系统组织性

通过对不同脆弱性主导的村庄进行差异化的空间资源供给(表4)，提升乡村系统自组织能力，实现有限资源的精准配置和脆弱性的高效治理。

在符合生态管控的前提下，生态经济培育区应加强镇村单元驻地及中心村的非农产业建设用地供给；加强单元驻地农牧加工技术服务、旅游服务等生产服务设施和中心村二级设施供给；配置镇村单元货运枢纽与中心村物流转运站，提升单元内乡村生产组织能力。生态宜居提升区应完善镇村单元驻地全面型服务设施、客运枢纽和中心村基本型服务设施配置。其中：牧区居民点相对稀疏，该区域应以镇村单元生活圈建设为主；农区居民点相对密集的，可局部加强中心村的服务能力建设。城乡生态治理区针对人地矛盾和灾害威胁问题，严控土地指标供给，引导近郊村庄与城镇公共设施共享，并向城镇适度集聚，建设城乡一体的公交及物流设施。“三生”统筹治理区应引导居民点向单元驻地和中心村集聚，保障镇村单元驻地、中心村的土地供给和设施配置，提升镇村单元的脆弱性治理能力。

4.4　实施保障：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保障策略落地

将针对“三生”脆弱性治理的乡村系统韧性提升策略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相衔接，确保空间治理方案的可实施性。依据“三生”脆弱性评估结果，形成“宏观统筹布局—中观精准供给—微观实施反馈”的规划衔接体系(图12)。

宏观层面，与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三区三线”划定和城镇村格局建构相衔接。例如：基于城乡生态治理区、生态脆弱主导型村庄的生态保护与地质灾害防治需求，优化生态控制区、乡村发展区和城镇开发边界范围；针对脆弱性治理的镇村资源配置单元和公共交通体系，优化市县域的城镇村格局和道路交通系统。

中观层面，与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村庄分类、空间资源供给和规划指标体系相衔接。例如：建议将综合脆弱性较高或生态脆弱性高的村庄纳入搬迁撤并类村庄，同时将集聚提升类村庄细化为中心集聚类(中心村)、保留类和限制发展类三类，分别对应“三生”脆弱性较低、中等和较高的村庄；不同脆弱性主导型村庄的资源分类配置方案可作为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村庄建设用地、公共设施供给的依据；在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新增规划指标类型(表5)，为生态功能区乡村“三生”脆弱性治理提供量化管控依据。

微观层面，与村庄规划相衔接，结合各村庄规划编制与建设实施情况，反馈宏观、中观层面乡村系统韧性提升方案存在的问题，如村庄分类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建设用地及公共设施配置是否满足实际需求、村庄的主导脆弱性是否得到缓解等，从而为空间布局及指标设定方案的调整优化提供依据。

5　结束语

我国生态功能区乡村“三生”脆弱性突出，传统单向化生态补偿、均等化设施配置等治理方法难以持续或难以广泛实施。基于系统韧性理念，定量化识别乡村“三生”系统的韧性薄弱环节，解析生产、生活、生态脆弱主导型及多元脆弱复合型村庄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治理需求，通过差异化策略及空间精准供给，提升乡村“三生”系统的协调性、适应性、组织性，是实现生态功能区乡村脆弱性长效治理目标的重要途径。昌都市作为典型的生态功能区，其乡村“三生”脆弱性分布具体表现为多元脆弱复合型和生产脆弱主导型村庄分布于伯舒拉岭、念青唐古拉山等区位偏远、生态管控范围较大的区域，生态脆弱主导型村庄多位于澜沧江、怒江及其支流河谷等城乡建设和农业开发强度较高的区域。根据村庄分类集聚特征，划分生态经济培育区、生态宜居提升区、城乡生态治理区、“三生”统筹治理区，构建差异化的镇村单元布局模式，重构镇村单元体系，为不同脆弱性主导的镇村单元精准供给建设用地、生产生活服务设施，并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相衔接，通过宏观统筹布局、中观精准供给、微观实施反馈，促进乡村“三生”脆弱性治理策略的落地实施。基于系统韧性理念的生态功能区乡村脆弱性识别、空间治理及规划方法，可为我国生态功能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乡村脆弱性治理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