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组织的社会参与度，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民主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这将有效制约地方政府力量的过度强势。这意味着政府在处理存量空间、行使规划公权时不得不改变以往“强拆强迁”和“大拆大建”的强势做法，回归到倾听市民利益诉求、谨慎行事的轨道上来。

(4)城市特色延续带来的约束。

      “千城一面”是我国城市空间缺乏特色的普遍现象，是规划范式 — 福特主义“标准现代化”空间生产的直接结果。即便如此，每个城市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或多或少保存大量“非标准化”且彰显城市特征的空间，留下了地区城市发展史的烙印。比如广州十三行服装批发街，尽管建筑破败、绿化不足、开敞空间缺失和商贸环境嘈杂，但长期以来蜗居于此的大量中低收入群体已将十三行演化成为广州生活气息浓厚、场所精神焕发的特色街区；深圳黄岗是中国最著名的城中村，黄岗村的故事几乎就是深圳改革开放社会百态的缩影。这些“非标准化”空间虽不及历史文化街区那般厚重，但同样承载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城镇化进程中多元、包容的文化基因，当属城市的文脉。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类似“非标准化”的种种存量空间，习惯了用标准化模式去实现标准化空间的传统规划手段，最直接亦最通常的做法就是要么推倒重建，要么置之不理。显然，为保护城市的特色，延续城市文脉，“非标准化”存量空间又增加了约束的强度。

二 存量强约束倒逼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反思

      存量强约束，既是对新常态下城市空间问题的理性判断，也是对传统“增量型”总体规划范式转型升级的指导性回应。前提是需要确立将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之上的高度辨证、全面系统的规划理念作为核心价值观支撑，并由新的思维模式及方法论工具构成完整的范式路径。

（一）确立核心价值观 — 指导规划的创新实践

      规划要转型、创新，必须要重新确立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核心价值观。首先，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清晰地告诉我们，唯物即唯变化的“物”，变化是恒量；其次，尊重客观，务实求真，实事求是，认真检讨我们曾经海阔天空的远大目标，重新回归城市的本源；最后，重申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

      存量空间的突出特征在于其哲学意义上存在的“合理性”，既包含了物质属性，又包括依附在物质上的精神属性。虽然存量有着复杂的结构和关系，其哲学特征难以改变，但其精神属性也是一种存在。规划所注重的实体空间是重要的，但其背后的属性和关系更重要。在传统规划范式中，我们经常对现有存量空间的“合理性”视而不见。城市中的许多存量空间虽已陈旧、破败，但精神属性十分丰富。广州十三行和深圳黄岗村等虽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街区，却是珠三角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机制作用下自组织空间的“活化石”，应当受到重视。实践中经常性的错误在于对实体空间关系的“存在”采用标准化、“一刀切”的做法 ：确定门槛，根据比例、数据、规定给出所谓的理想安排，进行工厂式生产。这种教条式的规划模式实际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显然，城市决策者及规划师过去所奉行的精英主义，很多情形下并未坚守住历史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底线。

（二）转变思维模式 — 凝聚规划改革的共识

      面对存量强约束，辩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确立有助于科学认知存量空间，并为改造与提升存量空间凝聚规划改革与创新的共识。

      新的思维模式主要体现在：由强调“标准现代化”及单一模式向因地制宜、特色发展转变；由意志决定宏伟蓝图向可控制的行动转变；由政府全管、管理重点游移不定向政府管关键、持续管、市场主导转变；由缺少弹性向增加合理与必要的弹性转变；由“白纸式建设”向复杂系统中厘出价值、统筹发展转变；由大项目、大空间、大投入、大风险向“紧凑空间+小项目”、小空间、小投入、大作用转变；由寻求“一蹴而就”向系统实干、久久为功，系统理顺与提升，以及挖掘、培育系统活力转变；由命令式规划向既有规定性，又有说理性、凝聚共识性转变 ；由大政府向“有限政府”、大社会、大市场转变；由局部强大向系统优化转变。

（三）引入微创规划 — 创新规划的方法工具

      什么是微创规划？借用医学手术用语，“微创”是一种创面小、恢复快的外科手术，有机生命体通过“微创”手术治疗可以快速恢复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