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空间单元为目的地 )，最后计算出每个空间单元日均出行的手机用户总数量并根据常住人口和用户比例进行扩样，并以扩样后的城市单日出行总频次和吸引总频次的平均值表征城市联系强度，分别建立3种尺度的跨区域联系强度矩阵。

二 西咸同城化发展的现状格局特征

（一）空间结构呈现扁平化发展趋势

      在不断完善的信息技术和交通网络作用下，基于传统“位序—规模”分布的区域内城市空间结构特征正逐渐弱化，特别是大都市区内的空间结构不断呈现出由“等级化、秩序化”向“网络化、扁平化”发展与演化的趋势，城市在网络中对资源的集聚和扩散也不再局限于城市规模、经济实力与交通区位等因素。在此背景下，需要重新认识西咸市域范围内不同等级与规模的城市在区域城市网络中的地位，从而对城市网络体系的现状发育水平进行综合判断。

      研究以跨县 ( 区 ) 域空间单元人流联系为基础，建立西咸市域层面城市间的网络关联(图1)，并对各空间单元联系强度进行计算(图 2)。结果表明：联系强度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西咸中心城区所在的行政区范围内，联系强度总和为 877.8 万人次，占市域总和的85.8％，证明了目前西咸中心城区仍然是同城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研究还发现部分县级行政单元的联系强度占常住人口的比重高于市域平均水平，如咸阳市礼泉县的比重为35.3％、乾县的比重为24.3％、泾阳县的比重为30.5％。这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这些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已经不受城市规模的影响，能够凭借自身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与周边城市发生紧密联系，并作为门户型网络节点城市融入到西咸同城化发展的框架中，最终与西咸中心城区共同构成扁平化与网络化的城市空间结构体系。此外，外围地区的彬县和杨凌区同样也具有较高的联系强度，体现出对其腹地的一定影响和控制能力，可以承担未来西咸市域次级增长中心的职能。

（二）跨区域人口流动影响下的行政区边界模糊化

      已有研究表明，信息化背景下的城市影响力开始相互重叠，已经没有明显的实体空间边界，导致原有以领土范围为基础的管治模式受到挑战。区别于传统中心地理论中的腹地，“网络腹地”不受地理和行政边界约束，具有空间上的重叠性和嵌套性。在城市网络中，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的“网络腹地”，并与腹地中的城市保持着较强的网络关联。因此，打破传统行政边界的限制，依据网络联系强度来界定城市腹地，是跨区域要素流动影响下划分中心城区势力范围的最佳方式之一。

      基于上述分析，研究将进一步通过城市联系强度来界定同城化背景下西咸各自中心城区的腹地，在此基础上判断两个城市的势力影响范围与行政边界的空间匹配关系。具体的界定方法是：在县 ( 区 ) 与空间单元层面统计、筛选西咸市域内每个城市与西安、咸阳中心城区所在空间单元的总联系强度，选取每个城市与两个中心城区联系强度最高者，若其强度值达到中心城区所在空间单元联系强度值总和的60％以上，则将该城市界定为与之发生联系中心城区的发展腹地；若其联系强度未达到总和的60％，则认为该城市属于西安和咸阳的腹地争夺区，对于争夺区可以进一步通过比较具体的网络联系强度来判断该城市与谁关系更为密切。

      通过对西安、咸阳中心城区腹地的识别可以发现，咸阳的三原县和泾阳县进入了西安中心城区的发展腹地中，乾县在作为西安和咸阳两个中心城区的腹地争夺区的同时也体现出与西安较强的关联水平，导致咸阳市域的行政边界大于其实际能够“控制和影响”的范围边界，反映出跨区域要素流动影响下西咸行政区边界的模糊化。研究还发现，咸阳市域北部和西部的彬县与杨凌区除了自身联系强度较高从而体现出一定控制力，也进入到西安和咸阳两个中心城区的腹地争夺区当中(图3)。随着西咸一体化的深入推进，这两个城市未来可以被作为西咸核心区的“飞地型”增长极，从而带动外围地区的发展。

（三）中心城区边缘出行密度空间分异

      为进一步分析西咸中心城区对其外围人流吸引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以33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为空间单元，对从咸阳市域内出发到达西安中心城区及从西安市域内出发到达咸阳中心城区的人流空间分布进行统计。结果发现，西安中心城区对咸阳市域范围内的人流吸引量占咸阳市域出行总量的67.2％，说明咸阳的人口流动目的地主要集中在西安中心城区；从空间分布看，人流吸引除咸阳中心城区外，西安中心城区对三原县、泾阳县、乾县、彬县和兴平市等咸阳市域内县域中心城市也存在着较强的吸引力，并呈现出明显的“边缘圈层+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