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社会文化的多元。

      基于深厚的地缘、史缘和亲缘等关系，港澳与珠三角地区的文化都以岭南文化为根本，具有共同的文化深层结构及其空间表征；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同，出现文化的分化，三地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特色，珠三角地区是对岭南文化的继承和更新，港澳地区形成了岭南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的多元混合型文化。

（二）战略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两个层面的战略意义：一是发挥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和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建设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打造高水平参与国际竞合的新平台，构筑“一带一路”战略枢纽，成为中国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引领区；二是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龙头，进一步推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有利于港澳地区的长期繁荣稳定和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三）规划治理趋势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协作更加紧密，大型跨境、跨市项目逐渐增多，各城市都在加强对战略性地区的打造，推动基建、民生和经济项目全面发展；各地政府也在积极转型，创新合作思路，推进城市间的协同治理，寻找新的合作点，促进共同发展。在建设世界级湾区的新要求下，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协作需要进一步“破冰”，完善规划协作的平台和制度，加强都市圈和城市之间的横向合作，建立区域性重大规划事务的常态化合作机制，创新规划协作的手段和方法；同时，适应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趋势，建立公众、专家和社会团体等多主体参与的规划协作框架，推动区域规划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二 规划治理与协作历程

（一） 历程回顾

      自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逐步由自发性、市场导向的区域融合转向制度性的合作，规划协作逐渐成为区域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主要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1)2000 年以前：以城市群规划统筹区域空间布局。

      2000 年以前主要通过编制城市群规划来统筹指导各城市规划，核心是自上而下的规划统筹，重点关注区域空间布局、产业结构及区域基础设施的统筹布局。1989年，广东省政府编制了《珠三角城镇体系规划》，提出了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结构、推动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目标，通过对广州、深圳和珠海等中心城市的重点培育来带动其所在片区的联动发展；1994 年广东省编制了《珠三角经济区域城市群规划》，第一次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并有了完整的城市群空间结构规划。但规划统筹协调的效果并不理想，城市群规划未将香港、澳门纳入其中，以广州为中心的规划结构与实际的发展格局并不匹配，实际竞争大于协作，重复建设现象明显。

(2)2001～2010年：规划协作框架初步搭建。

      随着港澳回归、我国加入 WTO，香港金融贸易自由港的优势地位有所动摇，“前店后厂”的贸易模式发生改变，港澳地区开始主动寻求与内地的合作，粤港澳三地逐渐关注政府间的制度性合作，这一阶段规划协作的主要抓手是区域规划统筹、跨境合作联席会议和都市圈合作3个层面：一是区域规划统筹力度不断加强，先后编制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年)、《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2009 年 )，并先后成立了珠三角城镇群协调规划办公室、实施珠三角规划纲要领导小组等，自上而下统筹、实施区域规划 (表2)；二是建立了跨境规划合作的联席会议机制，包括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和粤澳合作联席会议，下设相关领域的专责小组，同时中央对跨境事务进行规则制定和协调，如国家发改委牵头成立了港珠澳大桥专责小组；三是广佛肇、珠中江、深莞惠三大都市圈建立了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及公共事务的协调。

(3)2011 年以后：全域规划下的多维度、次区域合作。

      2011年以来，广东省开始编制《珠江三角洲全域空间规划》，全地域、全领域、全要素地对珠三角地区进行规划，实际上是区域规划的“多规合一”，对珠三角多个一体化规划进行梳理、整合，衔接各市现行规划，提升规划实施绩效，促进珠三角真正成为区域共同体；广佛肇、深莞惠及珠中江三大都市圈的联系与协作更紧密，《广佛同城化“十三五”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出台，提出了共建广佛同城化合作示范区，之后《广佛肇经济圈发展规划》《深莞惠区域协调发展总体规划》《珠中江城市空间协调发展规划》等规划相继出台，推动了都市圈的一体化；规划协作范围进一步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