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后福特主义时代，由此也产生了后现代性的城市形态。它是伴随着资本积累而产生的。旅游城镇化不同于工业推动城镇化的一般方式，它更加强调于消费空间而不是生产空间。国内学者认为其主要强调旅游产业带动下的专属空间形成，并引发非城镇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特别是空间、人口与劳动力等方面的转变。但在笔者看来，旅游城镇化应当重点关注“消费”和“弹性”两类要素。这些直接决定了人口、产业和空间转移的典型特征来源。与“消费”直接相关的是产业更迭及人口群体的扩展，特别是旅游城镇化面对的群体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口转移，它强调游客与本地居民两大群体。“弹性”是后福特主义的主要特征，既包含弹性的生产关系、定制化的生产模式，又包含人群的弹性化。

（二）典型特征

      旅游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中有别于工业城镇化的创新路径，在讨论其具体特征时，既要放置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中解读，又要突出旅游产业驱动城镇化发展的本质机理。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以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追求质量为内涵，通过区域城乡统筹与协调发展、产业升级转型、集约利用、低碳经济及生态文明来实现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特色之路。因此，旅游城镇化也需紧紧围绕最终实现“人的城镇化”这一根本目标来进行扩展。
      《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 [2014]31 号 ) 明确指出“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旅游业在现代服务业中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和促进就业能力，其健康发展能够有效驱动城镇化顺利推进。
      旅游城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带动关联企业聚集、延伸产业链、引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由农业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 ( 消费 + 生产 )；提供大量现代服务业等就业岗位，促进原有乡村人口身份的转变，即从“村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升级(面向城镇居民及游客)，城镇空间拓展。此种路径的突出特点是先引起产业和人口的转移，而后带来土地的转移 ( 或者说是同步转移 )，有别于传统城镇化中的“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同时，对农业生产性土地占用较少，反而能加强城乡一体化发展，将“城”与“乡”有机融合，真正实现霍华德田园城市中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联姻”。

三  山地城镇实施旅游城镇化路径的合理性研判

      在分析山地城镇实施旅游城镇化路径之前，必须要强调若干前置条件。笔者认为，对于山地城镇不能不分地域、不分特征条件，一味实施旅游城镇化，而是对于那些具备一定的资源禀赋条件 ( 人文、历史、自然等 ) 或是能为周边大型旅游景区提供配套服务的山地城镇，有条件地推进旅游城镇化。山地城镇推动旅游城镇化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能够有效平衡生态资源环境保护与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

      保护与发展始终是山地城镇关注的永恒命题。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占据了全国陆地面积的2/3以上。山地城镇自然条件复杂多样，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对其的保护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较于传统的工业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旅游城镇化恰好可以借用山地城镇良好的自然生态本底资源，将矛盾化解为有利条件，变财政转移、政策扶持的“输血功能”为产业引导、多方参与的“造血功能”。

（二）能够有效遏制山地乡村进一步“空心化”的趋势，实施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 )》也重点阐述了对于城乡发展一体化、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内容，这些顶层设计为我国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山地乡村呈现交通不便、分布广与村庄规模小等特征，如不及时谋划，将进一步加速村庄凋敝趋势。在“精明收缩”理念的影响下及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上，旅游城镇化能够进一步整合资源，促进农业和旅游产业复合发展。

（三）能够有效促进欠发达山地城镇居民平稳实施脱贫

      山地丘陵地区生态重要性与脆弱性并存，同时也是我国的经济欠发达与相对贫困地区。当前，我国正处于扶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欠发达山地城镇居民如何平稳脱贫，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在旅游城镇化驱动下，能够着力挖掘生态产品、资源产品与文化产品价值，发挥其关联产业较多的优势，促使山地城镇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