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林地修复以及其他受到破坏的生态要素的系统修复。这些内容与“城市美化运动”的内容相似，城市设计方法及城市空间管控的理念也不谋而合。
      那么，“城市双修”究竟是不是一场“城市美化运动”呢？讨论这一问题，即要判别这一实践的形成是高度借鉴的“舶来品”，还是具有历史渊源的“内生化”本土产物。

我国城市综合环境整治回顾

      须知，“城市双修”的规划要点得益于我国城市综合环境整治长期积累的经验，而非毫无依据的创造。一般来说，城市综合环境整治规划是以提升城市空间环境品质、塑造城市形象、改善城市设施和功能为目的，以城市设计为手段，面向实施的城市物质空间环境的规划，通常以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为导向。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城市环境整治实践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连年战争，城市日趋败落，随着政府将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将城市当做全面承载工业生产的“容器”，有序开展着整治实践，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环境，但重工业、轻城市的普遍矛盾显示了这一时期城市工作的非均衡性；在努力营造“生产型城市”、实现城市工业化目标的指引下，整治实践发挥着“打基础，搭骨架”的作用，为基础设施的提升提供了巨大支持，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政策变动的影响以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基本的城市公共品无法得到有效供给，对于城市环境品质的提升、城市面貌的美化更无暇顾及。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建设及相关实践进入新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对于城市地位的调整，城市不再是单纯的“工业车间”，而是承载多种功能的中心，提供各项基本服务成为实践重点，“补短板，增供给”成为这一阶段整治实践的基本目标。将城市绿化和环卫改善纳入政府工作内容中 ，从侧面说明了城市发展逐步走上正轨。
      1992 年 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逐步确立。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建立后 ，地方政府依托土地经营带来的财政保障为城市建设和环境整治提供了广阔的融资平台，一直制约城市实践的经济政策获得放宽。“筑巢引凤”式的发展战略与城市规划的超前介入和预先谋划，助力城市为“经济增长”而服务，城市建设和整治实践服务于“城市经营”的意图突出，在逐步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中国式”城市美化工程开始出现，在城市面貌及形象改造方面的城市整治实践开始增多。
      2000 年后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推动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共享的进程，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高度重视，我国城市发展面临转型。此后，“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促使城市规划更加注重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注重城市空间品质提升和公共场所营造的整治实践开始出现。在这一阶段，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对城市“增长主义”的反思以及受“土地财政”和城市政府债务的约束 ，整治实践更加务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号召，显示了城市“有机整体”的重要特性；解决“城市病”任务的提出表达了整治实践“由表及里，内外兼修”的转型方向；以人为本的理念促进城市治理走向“内涵提升”的道路，“城市双修”在此期间应运而生。

二  30年来的整治实践样本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整治实践已开展了3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整治案例，为开展更深入的研究，笔者运用样本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结合2005年版《城市规划资料集》收录的城市环境整治实践项目以及2003～2015年历届“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获奖项目”( 仅统计一、二、三等奖 ) 数据，笔者对已付诸实施或引导城市开展环境整治实践的规划项目、行动进行重点统计，剔除灾后重建规划实践、自然风景旅游区规划实践、乡村规划类实践等，以及其他关联性不强的项目，筛选出符合要求的项目共计315项，并以此为样本进行分析。对于屡次修订或持续编制的相同整治规划，按其首次出现的年份进行统计 ，以反映各个城市需要进行相应整治的起始时间。
      如此选择样本案例，一是因为这些案例都是经过各时期评选得出的，其评选机制会反映各个阶段在专业发展和规划建设上的优先顺序；二是因为这些项目在同时期都较为典型，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环境整治的基本方向、侧重点和技术特点 。
      以规划实践的主要内容为分类依据，可将这315个项目分为环境综合整治与改造(120个)，交通改善或基础设施整治 (26 个 )，旧城或城中村更新改造(24个)，历史风貌保护及改造(64个)，综合生态控制及治理 (15 个 )，生态环境治理 — 滨水治理或修复 (37 个 )，生态环境治理 — 绿道、公园建设